《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以”字研究

动词以早在甲骨文时期就已出现,随着语言的发展以字逐渐虚化为介词、连词。本文以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为语料,分析研究其中介词、连词以的用法及功能,借以管窥战国中后期虚词以的使用情况。     

《战国纵横家书》中介词“于”“於”比较研究

＂于＂作为介词出现的时间早于＂於＂,＂於＂借为介词后逐渐占据优势,在战国传世文献中出现了＂于＂和＂於＂并用的现象,随着语言的应用、发展,＂於＂曾经一度取代了＂于＂。本文以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为语料,分析了其中介词＂于＂＂於＂用法的异同,以管窥战国中后期介词＂于＂＂於＂的使用情况。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上行文书的来源及形成

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上行文书,其内容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撰写并呈献于君主的他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些文书内容是经后人抄写整理编辑而成的,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纵横家亲自上传给君主,由史官保存,后交与编写者;另一个是散见于社会上的部分纵横家上书,被门人弟子抄录或被追随者抄录保存,后又辗转到编写者手里。它的形成原因有两个:战国时期争霸活动的需要、选官制度的缺失、个体精神的释放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而为回复君命、为传递情报、为仕途升迁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直接原因。     

《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中的否定副词“不”

据《战国纵横家书》语言的稳定性和《战国策》语言的动态性进行对比分析,可知随着语言的发展,否定副词“不”使用频率在不断提升,使用范围也日趋普遍、广泛。     

从出土战国文献看“不”与“未”的异同

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不"与"未"的语法功能基本相同,二者均可修饰动词性谓语、形容词性谓语、名词性成分,可用于宾语前置句,可构成固定短语。"不"与"未"有各自的否定语义,并在小范围内混同兼用。"不"的语义最为稳定,一直保留到现代;"未"则被"没"所取代。现代汉语中"不"与"未"混同兼用的语义主要保留在一些古词语中。     

《史记》中“战国四公子”形象略论

我国历史上魏公子信陵君、齐公子孟尝君、楚公子春申君、赵公子平原君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从历史形象论出发,对四人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四人形象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历史对四人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后汉书》所载“究不事”考辨

“究不事”作为古代东南亚较早出现的古国,在东南亚古代史研究领域,特别是柬埔寨古代史研究中,是一个热点。学术界着墨于此已有许久,许多专家学者在有关论述中或多或少地谈及,其间多有精辟。但遗憾的是,在许多问题上迄今尚存在分歧,甚至具有根本的差异。笔者仅以薄识,斗胆参论,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一《后汉书》载:“肃宗元和元年(按,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又载,“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     

“结合论”的结晶——评《战国楚方言音系》

＂结合论＂是运用多种方法对汉语史的各种材料进行综合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当今学界公认的研究汉语史的方法论。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正是此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结晶,该著创获良多,是对＂结合论＂的综合实践,也是实践＂结合论＂的典范。     

战国楚简否定副词“弗”、“不”研究

"弗"与"不"在古汉语中是两个极为常用的否定副词,考察二者在战国楚简中的区别和联系,语法功能上相近,只是在语用上有一定差异。从"不"和"弗"后接的语气词、前加修饰语及所处语句的句式与语境来看,二者在语用上有一定的差异:"弗"的语气较"不"强烈,"不"或与其他词组合成固定短语,或前加修饰语表达强调语气,还常用于并列、排比复句表达强烈的主观色彩。这说明"不"主要还是具有表达一般否定的功能,所以在表达强调语气时更需要其他修饰语相配合,它并不能完全代替"弗",这也正是"弗"为什么能够在战国晚期仍能与"不"并存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不"在使用频率和适用范围上远远大于"弗",这是承自甲骨文、金文以来的用法。     

议《中华文明源书》中的译者不可见性

伊佩霞是研究中国唐宋史的美国著名学者.她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出版学术著作18本,涉及中国历史社会的多个领域.伊佩霞著《中华文明源书》探讨了中华文明形成的诸多基本问题,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艺术、文化、经济、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对外政策以及政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书中史料的翻译动机、翻译特点、翻译方法,凸显了译者的隐身.《中华文明源书》中的译者不可见性具有以小见大研究美国汉学家翻译特色的价值.     

略论臧荣绪《晋书》的史料价值

臧荣绪《晋书》括两晋历史为一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唐修《晋书》的底本。该书虽已亡佚,但通过对其辑本的分析看,其史料应多来源于萧齐以前的众家晋史和起居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既可纠正唐修《晋书》之讹误,又可补充其缺漏,是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署唐人刘肃撰的书籍,今传世者有<唐世说新语>和"<大唐新语>"两种,但二者内容相同,显是同书异名.那么,此书之原名是<唐世说新语>抑或是<大唐新语>?迄今为止,一般均认为<唐世说新语>为<大唐新语>的异名.但是,经笔者考察论证,现所存显然是<唐世说新语>,而<唐世说新语>实是明人伪造的一部书,并非刘肃原撰的<大唐新语>.     

论“亲”即精神一体性

关于"亲"的研究,以往多就血缘关系立论。其实,"亲"的关系应包涵的内容更广泛:血缘关系,夫妇、情人关系,朋友关系,人与其故乡、国家的关系等。概言之,"亲"并非是一个专门指称血缘关系的词,其本质的涵义是指人的体会到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在精神上的完全的一体性、统一性。     

象声词:从《诗经》到《元曲》

象声词是汉语词库中独具魅力的一类词。从《诗经》到《元曲》,无论在构成方式上,还是在语法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异,但是这些变异没有改变象声词的本质特征。     

从"寓意于物"看苏轼美学思想的生态学智慧

苏轼美学对“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观物态度的区分道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物关系思想。“寓意于物”倡导人对世界采取一种自然适意的态度,是苏轼美学思想中生态学智慧的鲜明体现,其根源来自苏轼对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体认。这种生态智慧对我们今天处理生态问题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诗经》中的数字

《诗经》对数字运用的熟练程度及其丰富程度,与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数字融入三百篇诗句中,准确地描述了事物,抒发了情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诗经》中一至九的基本数在159首诗篇中出现264次;十、百、千、万、亿、秭等位数在99首诗篇中出现155次;大写数字壹、贰,两、双、骖、驷等量词,数、倍等数学词汇,在28首诗篇中出现45次。合计在《诗经》中的数字及其词汇共达464次,平均每首诗出现1.5次。乃至出现了数字化诗篇《豳风.七月》。《诗经》中数字表明: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创造发明了十进位制;西周时代已有四则运算,已有汉字大写壹、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数学教师。     

《苏报》案与治外法权

《苏报》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于租界的《苏报》案与治外法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在中国所攫取的治外法权 ,对清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限制。清政府为了达到迫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目的 ,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自己的子民打了一场由外国人充当裁决者的荒唐官司 ,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治外法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但在《苏报》案中 ,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作用     

《诗经·秦风》文化简论

符号作为文化的物化载体,承载凝聚着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核。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文学,将文化的质素统摄于语言符号之中,在所指与能指中包蕴文化的内核。作为秦地文学的早期代表《诗经·秦风》,在语言符号中既反映出了秦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所积淀而成的好勇尚武的秦文化,又体现出了秦对异质文化尤其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吸纳,从而使《诗经·秦风》彰显出多元文化的色彩。     

试论苏童“妇女生活“系列小说的双重性特征

苏童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以对女性的细腻逼真而独特深入的描写著称.他创作了不少"妇女生活"小说,当我们以解读先锋小说的眼光去研读这些作品时,可以发现其还具有"新写实主义"特征.可以说,苏童的"妇女生活"小说具有先锋性与新写实性相交融的双重性特征.     

论苏轼"庐山"诗的形象表现与哲理探索

苏轼“题西林壁”庐山诗共4句、28个字,是一首通过形象手法,揭示人生重要认识哲理,并具极深内涵、极大探索空间的古诗。诗人早在千年前就注意到主观对象在事物认识升华中的地位及作用,一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道出了事物变化不仅在客观事物的本身,而且还在观察者所处的不同地位的哲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提出了认识论中“山内看山”与“山外看山”差异的命题。诗人采用形象思维空间的跳跃思维方式,断然指出,类似“庐山”这么复杂的事物,你要想认识它,只有走山外看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