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解读

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所占的笔墨不多,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尚未能够引起康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但是,正确解读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领会方法论所包含的职责理性自律等基本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至善与良知的境界——实践理性"与"心物不二"之比较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把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的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王守仁学说之“良知”与“致良知”

王守仁是生活于明朝中期,致力于正人心、救时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理学家,他提出的＂心说＂、＂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对当世、后世以及中国文化精神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浅析《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学说及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哲学界研究康德已成显学。康德的思想不但是西方哲学上一座丰碑,而且在现实的世界中逐渐发挥它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功能,特别是当今全球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社会中,人们被一些诸如战争、环境、人口、资源等问题所困扰,令人十分困惑。重温这位伟大哲人在二百年前的思想,有一种指点迷津的感觉,特别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理性"的学说,更是意义深远。     

集体良知、价值理性与知识社会学

意识形态作为广为存在的社会事实,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并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社会学领域中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分析范式和以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分析范式都非常重视对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研究.曼海姆则更加明确地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倡导确立一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知识社会学.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与重要性使我们相信,在当代语境下为这个两个世纪以来发生复杂变化的术语确立社会学的研究立场具有重要意义.     

致良知的实质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良知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只因其为私欲所蔽,故不能展现出来。因此,要通过或动或静、动静结合、知行合一、省察克制等方法,才能去掉私欲,把良知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去欲存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

本文主要从王阳明先生对良知的有关界定、看法入手探讨他致良知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并就有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的本性、主题与功能.自康德以来,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遭遇到严峻挑战.从实践理性的层面重新阐释辩证法,巳成为深化辩证法研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他人视角的无限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辩证法克服理论理性层面辩证法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和问题意识,在承认"理性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宽容"与"相互承认",来寻求这一矛盾的克服,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论“致良知”的主体性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超越本体论层次也就是从认识论的层面辨证地分析王阳明的"致良知",它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价值,这种主体性价值在王阳明的思想中通过自主性、创造性和个性等方面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致良知"的主体性价值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哲理意蕴及积极意义

王阳明是明朝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是儒学发展的高峰."致良知"说是他全部学说的核心和基础,具有中心价值."致良知"说是一种本体论、先验的人性论和道德修养实践论,它的积极意义对现实世界有颇多启发.     

良知作为实践理智的另一进路

儒家关于实践理智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尽管不同,但具有相互可理解性.亚里士多德把心灵的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解说为明智,孔子与孟子则解释为"知"或"良知".在孔子的"知"与孟子的"良知"间有一种清晰的概念的联系."良知"是理解实践理智活动的另一种方式,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将明智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理智力量包含进来.作为对照,对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的明智的理解则不能把良知的概念包含进来.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它仅仅作为"理解"被提及,而没有发展成为"良知"或"良心"的知识的概念.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从生命的角度看良知与人性升华

本文力图从生命整体（群）与个体生命历程（己）的角度理解王阳明良知说中的善恶论与知行合一说,以阐述良知对于人性升华的重要作用。     

实践理性与民主的反思

本文旨在探讨民主政治必要的知识根源——实践理性。通过考察实践理性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本质来揭示民主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它在人类认知图景中形成的三种图像。只有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才形成了真正规范意义上的民主,即程序民主。程序民主包容了不同的理性,主体经由反思程序达成的政治共识才是最富民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民主是最高形态的民主。     

王阳明“致良知”探微

阳明所谓良知,就是人所固有的先验道德意识、先验道德规范和先验道德本体,就是天理人性的自觉自明;阳明所谓"致良知",就是本心良知的发明扩充与发用流行,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过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原则与功夫理路主要包括立志成圣、知行并进、动静结合、内外合一四方面内容。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简探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对良知的分析则是理解致良知的起始和基础。此外,致良知这个命题本身蕴含着多重内涵,需加以多方位的阐释。另外,对如何致良知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帮助我们开拓和加深对致良知命题的理解。     

论先天范畴作为知识的合法性根据——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知性部分的解读

试图从康德凸显人类认识主体的能力及能力的合理性依据——＂先天范畴＂出发,以此展开了康德整个人类理性批判的核心章节——知性的批判认识,通过对先天范畴合理解读以及人类知性能力的有效正解,试图沿着康德的思想进程理解人类诸认识的可能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