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实现方式探究

本文在对行政伦理与公共伦理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行政伦理失范"这一社会现实,论证行政伦理存在的具有现代性价值.探讨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如何推进和完善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以促进其应然性功能向实然性转变,真正实现行政伦理的现代性价值.     

论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与解决策略

我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居住在农村.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形成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建国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层面,只有从制度伦理的高度给予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国民待遇,从政治和经济意义上使农民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农"问题.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背景、环境与境遇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有序的展开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三个大的问题：一是,“古今问题”,即历史纵向展开的文化背景。传统文化因其延续性、丰厚性、民族性特征而成为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内源性支援背景。二是,“中西问题”,即现实横向铺陈的外部环境。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正处于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之中,正视这种外源性支援背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现实逻辑。三是,“当下与未来”问题,即历史纵向与现实横向交叉点的时空境遇。在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重叠加之境遇下,要实现中国社会几千年“德治”的“古老理想”、超越西方社会“法治化”的“现代手段”,“直面后现代”将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不得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浅议公共管理之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观

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兴起促进了行政伦理的价值转向,主要体现为由传统的单纯追求行政人员的个体官德向现代行政伦理的两维转向.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价值观是促进行政伦理符合转型社会的客观要求,规范行政管理实践,实现行政管理制度合理性的前提.可以这么说,行政伦理的价值观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道德标准,而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则是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社会要求.如何准确把握行政伦理的价值观,如何正确认识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不仅关系到行政管理理念的创新,更影响到行政秩序的维系和完善.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期待"问题意识的革命",其要义是由精神世界中"道德的独舞",进入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哲学诊断及其精神形态的追究。三次持续调查的海量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呈现"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人的精神世界中逻辑与历史地内在分裂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一旦现实条件具备,可能便转化为现实。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是西方式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而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伦理—道德形态",它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形态"。在伦理上两极分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背景下,必须将"道德问题意识"推进为"伦理问题意识",建立"伦理—道德问题意识",达到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剖析

为研究公共行政人员的职权行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规范的方法对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产生的困境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经济人”或“公共人”的人性假设无法解释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而“利益人”的人性假设正与行政人员多样化的行为选择相契合,并且有力地解释了行政人员在行为选择中所产生的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组织负责、对岗位职责负责还是对社会职责负责、对个人正当权益负责还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伦理困境。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通过制度伦理建设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救治,才能化解行政人员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中国伦理理念的价值生态及其在文明互动中的意义

中国伦理理念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有机价值生态。这个生态在文化原理方面由四个价值因子构成,即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在文化结构方面形成四对价值关系,即"伦"—"理"、"理"—"道"、"道"—"德"、"德"—"得";在文化功能方面分别解决四大价值问题,即伦理实体、道德自我、应当如何生活、意义世界;在文化运作方面展现为"伦"—"理"—"道"—"德"—"得"的依次演进,由客观人伦关系出发,经过价值抽象,复归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文化原理是逻辑生态;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是历史生态;文化运作是现实生态。从中国伦理的价值生态中可以引发出诸多对文明复归与文明互动具有资源意义和启发意义的课题,但必须对中国伦理进行生态把握和价值生态的创造性转换。     

“我是谁?”和“我们是谁?”——“新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深度迷茫与自性澄明

所有和认同相关的事实(fact而不是things)或家族都可以统摄到文化认同的序列。前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对其他文化(不是他者文化)的好奇或学习的现象而存在;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构成性问题而彰显并泛化;后现代社会,文化认同具象为认同危机并面临艰难抉择。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蜕变为别样的迷茫姿态。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问题不是是其所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如其所求和所求即应得的价值问题或伦理问题。区别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并进一步理解文化的伦理本质,文化认同才能从现实的深度迷茫中获得真正的伦理自觉意义上的自性澄明。     

关于焦裕禄精神和公仆精神的广谱分析

广谱分析是广谱哲学创立的一种独特的广义量化的分析方法.从广谱分析的角度看,焦裕禄精神首先表现为调控社会价值场网的价值导向,其实质就是一种公仆精神。公仆精神在哲学上是一种价值关系的体现,而所有价值关系又可视为广义的供求关系,供求双方满足供求内容上的同质性和非空性。其次,这种精神在理论上体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求,同时这种公仆精神在实践上要求解决权力上的结构问题,即各级政府官员应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只对上级负责。     

行政伦理视阈下中国城市交通建设

针对中国城市交通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介绍中国当今交通问题的具体表现,然后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城市交通所引发的伦理困境的原因以及中国城市交通建设的伦理理念,最后提出针对中国城市交通建设的对策和建议,认为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同时注重城市环境和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城市交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