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与重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社会基础秩序

在当代利益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正视社会基础秩序缺失的时代症结,依据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内在的二元关系,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情出发,寻求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内在切入点与立足点,找到社会基础秩序当代重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归宿点,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基础秩序的当代重构,不仅是解决利益博弈语境下社会基础秩序缺失时代症结的方式,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得以实现的时代要求。     

公共性的解读

公共性与人类社会的存在相伴随,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彰显,其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内涵和表现有所不同。通过梳理公共性的内涵与发展历史,揭示公共性的现实意蕴。公共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民主性、公共理性、共生性。对公共性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培养理性公民,建立民主国家,更有利于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共生社会进化观论纲——一种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阐释

依据自然界生命共生进化、人类社会的共生发展、个人理性实践知识的共生增长以及依靠理性共生推动社会前进等基础理论的借鉴提出了共生社会进化观,认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多元共生、互动发展的价值原则,坚持知识论的社会发展观,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人的理性实践知识的作用,正确处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促进理性实践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共生,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国共生社区建构——以云南弄贺傣族村为中心的探讨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边疆的跨国族群将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中缅边境上跨国村落的田野调查,分析这一地区的跨国族群在认同各自所属国家的同时,又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建构起了一个可超越国家、族群、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跨国共生社区,并试图对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提供一个可参考的动态景象。跨国族群在全球化时代的重叠认同、个体自觉与共同体建设构成了跨国共生社区的方法论基础,因此跨国共生社区也是"一带一路"构想下中国与世界互相开放的前沿与中心,尽管它只是"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处于国家联结区域的数个微观图景,但微观可以映射宏观的中国与世界,这对于理解如何在"后国家时代"去重构人类文明同样具有观照价值。     

同生、共存与共长——景颇族神话史诗“目瑙斋瓦”人神鬼共生生态蠡测

共生是一种生态机制,存在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是构筑整体的内在机理。景颇族神话史诗"目瑙斋瓦"是景颇族传统文化与艺术共生整合的结晶,其通过人神鬼的传说与故事进行讲述。人神鬼同生、共存与共长是人神鬼共生生态的呈现,表达了景颇人对人类、自然与社会三者整体和谐共生的理想世界的追求。"目瑙斋瓦"人神鬼共生是人们的一种愿景。     

基于共生视角的营销渠道构建:内涵、模型与机制

人类社会正迈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渠道链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取向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供需基础上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和谐共生关系。和谐共生关系的形成,是渠道成员相互博弈的结果。营销渠道和谐共生模型是和谐共生关系提升渠道整体竞争优势的微观解理,即:过建立共生能量分配、共生对象选择和共生能量使用等机制,确保渠道成员的公平与稳定、互补与协同、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进而增加渠道共生能量,实现渠道成员共同进化。     

社会生态人的伦理价值

社会生态人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以人—境(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自身环境)和谐共生为精神旨归,以协同进化为价值目标,以社会责任和代际、代内公平为根本规范,是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并协同进化的人。社会生态人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价值准则孕育着生态伦理价值;人与社会协同进化倡导社会和谐的价值实践表现着社会生态人的和谐伦理价值;社会生态人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担当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维护代内代际公平的社会历史责任,展示着社会生态人的责任伦理价值;社会生态人不仅是对个体人性的理想期待,也是社会组织、单位和社会群体的思维和行为的象征和典型代表,是集体意志的理想代言人,内涵着制度伦理价值。     

论社会治理的全球化境遇——读齐格蒙特·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

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运动,它促进了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对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分离,使社会治理赖以展开的民族国家框架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在此过程中,近代民主政治所确立起来的公民身份也受到社会治理现实过程的冲击,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都不再严格地区分公民与公众。这是因为全球化使人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一个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在人的共生共在面前,对人们做出身份区分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再可能。这样一来,社会治理唯一可以选择的建构方向,就是走向合作治理。     

后世界风险社会的不可逆转型

现代工业社会"无限度的扩张"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必然推动世界风险社会向后世界风险社会挺进,新冠疫病以"风暴眼"方式横扫世界,将人类强行推进后世界风险社会。抵御风险的政治动员将超越地缘国家而走向世界主义,因为后世界风险既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更来源于环境、自然、物种和人类自身的局限及其历史,形成时间生成空间、空间敞开时间的互为推动特质,导致不可控的自为状态和"政府失灵"。要走出以后环境风险、后技术风险、后疫病风险、后政治-经济风险为表征的后世界风险社会,必须检讨现代化之启搏器的实利主义全球化,才可化解后世界风险社会的焦虑和恐慌,引导后风险时代生态理性地面对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而走向新的世界联合,重建共生存在文明。其基本努力是重建"人的世界性存在"、"自然为人立法"和"有限生存"的存在认知,以"自然、社会、人"共生存在为指南,以同情理解为动力,探求共生共治行动准则,重建共生共治的行动框架和行动方式。     

共生：一个作为事实和价值相统一的哲学理念

当人类步入21世纪时,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全新的浪潮席卷而来,每个人不可能与世隔绝、孤立地生存,当人类面临环境的恶化、核威慑、地区冲突、民族冲突、恐怖袭击、金融风暴、科技对伦理的冲击、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等一系列问题时,共生理念成为时代的呼唤.共生既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奥秘,也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共同追求,它体现着人类文明范式的变革,体现着人类的本真价值和完善理性,是现代性发展的未来走向.     

远离与追寻——人类发展的宗教之路

宗教之路是人的堕落之路,人因作恶而远离上帝,人因向善而追寻上帝。哲学之路是上升之路,人生而自由,人类的历史是从恶向善的历史,是追寻上帝的历史,是没有上帝而又要自由地悬设上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要让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善、恶共存,而且要让每个人获得现实而全面的自由,使每个人都成为上帝。     

亚里斯多德的科技伦理思想

亚里斯多德在伦理哲学方面全面地概括了整个希腊时期科技伦理思想,肯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正确内容。他以自身科学的智德尺度,考察了众多科技领域,初步形成了他科技伦理的思想体系,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体系化的第一人。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儒家伦理有着某种相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庸>的君子论和康德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善人"概念,指出了君子和善人的相通性.<中庸>在"诚"和"诚之"的说法中分辨了两种善,一种是本性之善,一种是善观念,并认为"诚"这种生存状态是分辨它们的基础.本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是绝对的善;而善观念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和表达,因而是相对且有待完善的.在"诚"中,人的善观念在本性之善的推动下不断地完善自身.这便是修身养性.作为对比,康德借用了绝对自由这一概念来分析生存中的两种善.人的原始禀赋是向善的,因而在自由中是向善的.这个善是绝对的.但是,人在自由中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有可能选择恶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善恶判断.在这里,善恶判断受到一定规范的限制,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到,康德用绝对自由来表达了儒家的"诚".为此,本文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简略地追踪了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线索,并认为,康德的"善人"概念是儒家的"君子"这一概念的西方表达式.     

道德实践的辩证意蕴

道德实践是人之为人独有的生命践履方式,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重要维度和内驱动力。人类道德践行的方式各有其异,与西方人多以对待自然之方法看待人事,故把“善、义、美”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而进行纯粹伦理规则之构建不同,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从始源处就奠定了“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美德伦理意向。如中国先贤从“性命天道相贯通”的生命觉悟而开出“践仁成圣”、“美善相乐”的道德实践进路。因此,需要从人类伦理实践辩证法的高度来重新理解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及其本然关系。     

实践的人:中国当代伦理学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所由以出发的理论上的始基 ,是整个理论体系赖以成立的关键和前提。中国当代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应是“实践的人”。作为哲学、伦理学的范畴 ,“实践的人”是对具体的、经验的人的抽象把握 ,它首先是指“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不仅在“现实性上”把本质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受物质条件制约 ,从事实际活动的 ,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 ,而且是把个人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内在地具于一身即二重性存在的人。“实践的人”也是本质上具有道德需要 ,追求全面发展、自我完善之理想人格的人。对于中国当代伦理学来说 ,“实践的人”是预制伦理学之理论建构的基石 ,具有使伦理学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意义 ,还可以范导伦理学反归价值科学的学科性质和人学学科的学科主题     

“天地境界说”的生态伦理意识及现代价值

冯友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其《新原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人生四境界说,认为“天地境界”是人所能达到得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说”被理论界认为是建构未来道德哲学的基础,但仔细研究却发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识,人类并非是唯一价值的主体。自然同样也是价值的主体。冯友兰的“天地境界说”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伦理、环境伦理及科技伦理的生态逻辑——过程哲学的视角

伦理属于自然演化过程在社会中得以继续的最佳准则,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既自然又自觉地遵循着的一种关系准则。人类社会面对环境危机,需要环境伦理,环境伦理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自然法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延伸到自然,参与自然生生不息的共生过程。技术异化的解决,需要科技伦理,科技伦理从人的行为向度考察人类生而面对的危机,涉及危机的极限。“模糊界限”原则阐明了危机极限的内涵及其严峻的现实,这也肯定了科技伦理的意义,从而提出走向生态纪元是地球共同体的未来,也是伦理的追求。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多重审美感受的整合--多恩诗歌情感张力的建构

英国玄学派代表诗人多恩诗歌具有如下艺术特色 :理性与感性相结合 ,激情与哲理相并重。多恩诗歌建构的情感张力能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经过多重审美感受的整合 ,体味到玄远的诗境     

故事与儿童哲学的关系及其可能性、必然性与条件性研究

儿童哲学的目标是教儿童学会思考,以故事作为儿童哲学的基础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故事是集现实与想象、事实与伦理、文化与理解、审美与知识的统一。运用故事进行儿童哲学学习,不仅可以推动儿童批判性思维和关怀伦理发展,也能促进儿童学会共同生活,回应儿童的好奇心,帮助成人理解儿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慎重选择故事,采取群体探究和第二人称方法,创设安全环境,才能让故事真正发挥其作为儿童哲学基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