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载文评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说

《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发表了方克立的《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論问题》一文,評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說。文章說:“馮友兰先生在分析孔子‘仁’的思想时,实际上貫彻了一种超历史超阶級的抽象方法”,例如任分析孔子所說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命題时,馮先生認为,“应当区分它們的‘字面意义’和‘具体內容’?幼置嬉庖蹇?这些命題是超历史超阶級的,孔子所說的‘人’和‘欲’都是沒有阶級性的;从具体內容看,这些命題是有阶級性的,孔子所要爱的还是剝削阶級的人。”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典型的共性问题

典型,是充分共性和鮮明独特个性的高度統一,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充分共性只有通过鮮明独特的个性表現出来,才是典型。那么典型中的“共性”,包含什么內容呢?吳調公先生認为“典型的共性不等于阶級性”,阶級性仅仅是“共性的主要內容”?胰凑J为,在阶级社会里,典型的共性,就是它的阶級性。除了阶級性之外,绝没有什么純粹的个性,或超阶級的人性,或者民族同性或国民共性等等。周天先生在《典型——阶级性与个性之辯証统一》一文中,对共性即阶级性这一論点,作了較好的論述。并批評了超阶級的个性論。周天先生說:“在生活中,純粹的个性是沒有的……个性只是     

谈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级本质

讀了狄其骢同志《对文学典型的思考》一文,觉得問題探討得比較深入,邏輯性也强。它引起了我思考的兴趣。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承認它的存在,一种是否認这个事实。后者,我以为是不足取的。远的不談,近的如《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1、2期(总27、28期)中郭正元同志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就典型問題与賈文昭同志商榷

賈文昭同志的“试談文艺理論中的几个爭論問題”一文,就十年来文艺理論中几个主要問題的爭論情況作了簡要的叙述,并表示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对典型問題的理解,却是錯誤的。作者虽然在叙述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观点,但是自己的認識仍然是人性論的,超阶級的。这主要表現在对典型形象的共性和所謂时代典型、民族典型的理解上。作者写道:典型是鮮明的个性与充分的共性的統一。所謂共性是什么呢?作者概括了三种說法:1.共性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2.共性即一个阶級的阶級性;3.共性可     

评刘节先生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研究上的重要的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已經引起了国內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討論。刘节先生的主要論点是:“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納出来的抽象名詞。”“当时用孝、悌、忠、恕說‘仁’,我們现在就要用阶級友爱等等方面說‘仁’,其为‘仁’一也。”如果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     

我们和张启城的根本分歧

張启城認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无論是音乐、美术、文学……都毫无例外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具有强烈阶級性的作品,阶級性比較薄弱的作品以及沒有阶級性的作品。”我們認为:作品中阶級性表現的形式或程度的不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特別是在古典作品中。但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我們和張启城是有根本分歧的。張启城認为这是由于“作者表現的对象有所不同”的緣故:“有的对象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阶級內容”,因而“其表現的作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阶級性”;“另一类表現的对象如一般的离情別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描写这类“对象”的作品就“没有阶級性”或“阶級性此较薄弱”。对这一謬誤的說法,我們从下面四点来談: 一、作品的阶級性决不是由“作者表現的对     

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     

文学艺术的风格和阶級性——与力揚同志商榷

文学艺术的风格是否有阶級性?力揚同志在“詩国土的百花齐放”一文中,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我們不能把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问题同阶級立場問題等同起来,认为某一个阶級的作者必須而且只能采用某一种艺术的形式和风格,而另一个阶級的作者必須而且只能采用另外一种。……艺术上的每种形式和风格,不仅被社会各个阶級所利用,同时它們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还会跨越若干种社会形态而存在。…………这些情况和事例,都說明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是不可能說它們有什么阶級性的。当我們在討論着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的問題时,是不应該輕率地牵涉到阶級立場問题上去的,……”以上的引文已經可以說明問題了。那就是說,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都是沒有阶級性     

“阿Q正傳”

一、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寫“阿Q正傳”的? 要分析“阿Q正傳”,我們认为首先要研究这一个問題,就是,魯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傳”的?研究这一个問題,魯迅自己的話可以做我們的鑰匙。当“戏”周刊編“阿Q”剧本的时候,魯迅有“答‘戏’周刊編者信”,其中說:“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对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来,文艺界在一些文艺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例如現实主义問題、历史剧問題等),或在剖析文艺形象的爭論中(例如《阿Q正传》、《金沙洲》等),都涉及甚至归結到对典型問題的不同理解。为了进一步对典型问題作广泛深入的討論,現将近几年来关于典型問題的討論进展情况結合个人的認識作一概述,供大家参考。关于典型与共性典型的共性問題探討最多。原因在于資产阶級“人性論”在这个問題上提出挑战,需要給予反击。同时,典型的共性关系到形象內容和作品思想,关系到对整个作品的評价。批判“人性論”,肯定了典型的共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阶級性。由此要解决的新問題是:每个形象都具阶級性,典型形象在阶級性上有否特殊規定? 有人認为,典型的共性是阶級性的最集中、充分的表現,典型是阶級的代表。这类意見需要排除的困难是:①最集中、充分地表現阶級性,是否就是典型的共性等于某个阶級的全部阶級性?如果等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两汉三国的“夷兵”

唐长孺先生在“晉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質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統治”一文中,为了說明边境各族与魏晉統治者之間存在着种族的与阶級的矛盾,曾经对魏晉统治者利用各族人民补充兵源、扩大軍队的情况作了論証;并且指出:以內迁各族为兵,兩汉时已然,不过到了三国时由于人口的减少,更进了一步。本文想把这一问题从西汉谈到三国,而着重在     

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与杨向奎先生商榷

讀了文史哲一九五六年第十二期上刊登的楊向奎先生:“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学習筆記一文以后,得到不少的啓發。但其中关于头一次大規模的社会分工问题,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与楊向奎先生商榷,并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楊向奎先生說:“现在流行的政治經济学,社会發展史或者是原始社会史,全说第一次社会分工是游牧部落从農業部落分化出來,使正常的交換有可能,因而發生了社会第一次分工”,但是楊向奎先生認为:“这种说法,根据恩格斯的著作看來是講不通的。”他說:“‘其余的野蛮人’,也只能是还没有达到这个階段(指游牧階段——濤按)的一些部落”“‘没有畜群的部落’不能理解为農業部落,只能說是比游牧更低一级的生產階段,……比游牧更低一級的生產階段也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但他們不可能有‘大規模畜群底形成’。游牧部落是更發达了的畜牧社会,他們和其余部落不同,他們有大量畜群,他們可以拿出多余的資料从事交換,因而他們和其余部落区別开,也就是社会第一     

文学的民族意义、全人类意义和人民性的关系

一在阶級对抗的社会里,任何文学都有阶級性,都要为一定的阶級服务,但我們又說某些文学作品具有民族意义,甚至还具有全人类意义,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样說是否矛盾呢? 应当指出:这里沒有矛盾。因为,并不是具有阶級性的文学一定只能为一个阶級服务,例如現在我們工人阶級的文学,当然首先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但同时也能为包括农民、城市小資产阶級劳动群众和知識分子等在內的全体人民服务,因为我們工人阶級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即使是屬于剝削阶級的文学,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只能对一个阶級有利,例如当資产阶級在历史上还是一个进步阶級的时候,这时它所产生的文学固然首先是为資产阶級     

感情共鸣与艺术形式

在声学发声体之间产生共鸣时,存在一种:“共振频率”,文艺欣赏中读者与作者之间出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境界,是否存在着一种“类共振频率”?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别林斯基说:“有一种共性,它使诗人的作品既属于自己,也属于全人类;就是基于这种共性,凡是具有人的素质(也就是精神与心智的素质)的人,郡可能在研究艺术作品的时候和作品发生共感.”①这种“共性”究竟存在于内容中,还是存在于形式中,抑或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二者当中呢?为什么在美的艺术的接受中经常出现共鸣?科学著作     

《质量互变规律质疑》的质疑

吴鹏同志的《质量互变规律质疑》一文(见《河北学刊》1986年第6期,以下简称“吴文”),对质量互变规律提出质疑,有助大家对唯物辩证法的这一规律展开深入地讨论,这是有益的.但他的观点有片面性,我们不敢赞同,特和吴鹏同志商榷.恩格斯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吴文说:“量与质的相互转化,实质上是一物的某种质的‘量’与另一物具有一定量的另一种‘质’之间的相互转化,它们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之间的量与质的相互转化.显然,这种转化与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相互交替,是完全不能相互等同的两码事.”     

捍卫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打碎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学說

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必須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結論,是馬克思在总結了法国的两次革命經驗之后得出来的。它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中主要的根本点。馬克思在1871年4月給庫格曼的信中論及这个問題时說:“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珍視这一重要的科学結論,以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