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者鲁迅

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同时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和人生态度。作为人生态度的反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高度的主体自觉性和主体意识;其二、无限的绝对的否定性。鲁迅的创作过程是审慎的过程,创作主体意识时刻在场,因而其作品呈现出高度的创作者的主体性;鲁迅身处的现实在他眼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有效性、实体性,现实对他而言已成为一个荒谬怪诞的世界,鲁迅以他所身处的现实来反抗这个现实本身,因而他对现实的否定是彻底而绝对的,这正是反讽的人生态度;鲁迅在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各种反讽手法,所以无论从精神本质还是从创作实践来看,鲁迅都是一个反讽者。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替罪羊”与献祭危机——勒内·吉拉尔替罪受害者机制的内在逻辑寻踪

替罪受害者机制由法国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建构，是原始人类应对献祭危机的策略。模仿欲望在动态发展过程中衍生冲突与暴力，致使社会秩序崩塌，献祭危机出现。替罪受害者机制在模仿欲望的驱动下寻找替罪受害者，于是集体迫害者指定带有受害标记的替罪羊。替罪羊将社群内的分散暴力转变为一致暴力，并随着献祭己身净化了暴力，由此献祭危机解除，社会秩序恢复，替罪羊也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由极恶者到拯救者的两次变形。勒内·吉拉尔从文学经典、当代原始人仪式中寻找替罪受害者机制的证据，指出替罪受害者机制是人类文化的创世原则。     

论鲁迅小说中的反讽艺术

现代作家鲁迅的小说,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倍受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本文从西方叙事学中反讽艺术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鲁迅小说文本中言语反讽、结构反讽的价值,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     

勒内·吉拉尔神话观评析--兼论《西游记》的替罪羊机制

勒内·吉拉尔从“模仿欲望”出发考察古典神话的起源。在原始神话中普遍存在着“迫害文本”的四个范式的扩张与变形。普通“迫害文本”只有受害者的第一次的转变———不幸的转变 ,然而神话进行了第二次转变———幸运的转变 ,即神圣化的转变。这两种转变构成神话的替罪羊机制。但是后来的神话由于受到柏拉图理性哲学和社会道德的影响 ,经过改编和传播 ,逐渐淡化、消除集体暴力 ,最后掩盖、甚至粉饰集体迫害。《西游记》存在替罪羊机制 ,并掩饰集体迫害     

悖论语境下的反讽叙事——鲁迅文学超越语义范畴的一个表现

鲁迅文学"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特征,就是在"特别的格式"中"表现的深切";在"表现的深切"中呈现"格式的特别"。鲁迅善于在悖论语境中进行反讽叙事,进而来揭示社会弊病、警醒民众。传统意义的反讽是语境对词语意义的歪曲,鲁迅把反讽手法延伸到叙事动作本身和故事情节方面,这就超越了传统语义范畴。在鲁迅的作品里存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冲突,两种相互矛盾的结构形式形成的悖论语境,使反讽叙事具有重要意义,也使鲁迅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成为永远的典范。     

“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严怪愚与鲁迅

著名记者严怪愚以鲁迅先生为楷模,在做人与作文上都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鲁迅先生逝世后,他成为鲁迅精神坚定的捍卫者和传承人.“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的信条,培养了严怪愚的铮铮傲骨和浩然正气,但也使他屡遭迫害.     

《受害者》中的受难与犹太伦理取向

《受害者》中的利文撒尔与阿尔比两人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受难者。他们痛苦与荒谬的处境构成了一种双重悖谬。而他们的受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反犹主义倾向造成的,阿尔比将反犹主义思想同化于自己的内心,并施加在利文撒尔身上。他们之间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尽管利文撒尔认为自己对阿尔比的生活与人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必要有负疚感。可是他仍然承担起了责任,这其中＂爱邻如己＂的犹太伦理思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小说展现了苦难对于受害者的积极意义,它能促使人更加努力地奋斗并最终摆脱苦难。     

对伤痕、反思文学悲剧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通过对伤痕、反思文学中迫害者类型进行归类分析,揭示伤痕、反思文学的控诉特征及其达到的深度;同时通过阐释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模式,说明伤痕、反思文学在对人对时代思考深度上的缺陷与不足,指出其障碍所在及其应该超越的地方,从而达到对伤痕、反思文学中悲剧问题的再认识。     

"清醒的疯狂"--《阿Q正传》与反讽艺术(一)

《阿Q正传》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反讽文本”。“阿Q”作为鲁迅独创的一个“小说化”的“反讽”文学符号,既是笑的对象,也是笑的主体,而且毫不犹豫地将讽喻笔触直接指向作者和读者自己;“阿Q文本”其基本的美学特征首先表现为———“清醒的疯狂”,并借以消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体系,由此为民族与文化“开出反省的道路”。     

论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彷徨”

在鲁迅思想演进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彷徨，尤其是第二次彷徨，究其原因，一些研究者总是归咎于进化论、尼采哲学、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外部因素，笔者以为鲁迅的“彷徨”应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和鲁迅的作品中，以及从鲁迅思想演进的历程上来观察他的一生，这样，我们将会发现鲁迅彷徨的原因，无不与他的“立人”思想有关，即首先实现“立人”；继而再依靠这些被立之人去实现“立国”的理想蓝图     

吃人的“公共领域”——分析鲁迅小说的另一种视角

在鲁迅的小说中不断出现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公众场所。故事中的人物在这些场所交谈争论，传播各种信息，形成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现象。这些“公共领域”是愚人和庸众云集的地方，他们的言论既荒唐、愚昧，又残忍可怕，先驱和弱者在这里被迫害，被嘲笑，被奚落。鲁迅借此表达了他对保守、落后的社会及国民的愤怒和绝望。     

写实者的独语——论吴晨骏的诗

吴晨骏是诗歌团体“他们”中的一员，在受到“他们”一些核心理念影响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以写实为中心，吴晨骏的诗歌对“历时”的互文性影响做“共时”的处理，进行独特的文本实验。同时，吴晨骏在诗歌语言技巧方面，经历由象征向隐喻的嬗变和由写实向对写实的反讽，并且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形成“回忆”和“他者”两种结构范式。     

暗指伪装论对言语反讽的阐释

以英国作家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为文本，从Kumon-Nakamura等学者的暗指伪装论（allusional pretense theory）所提出的“暗指”和“语用非真诚性”两大语用特征的角度重新考察反讽的识别过程。认为“暗指伪装论”相对于传统的语用模型和“回应论”更富有优越性，即更少依赖于反讽的真值条件，有助于鉴别说话人的话语意图和讽刺对象，为反讽识别难易度差异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舍弃了传统的反讽与非反讽二分法，涵盖了不同程度的反讽等。     

中国新文学者的启蒙理想与百年命运——以鲁迅与“五四”为线索

发生于“五四”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承载着自觉而沉重的启蒙使命与道德理想。在新文学者中,有坚持启蒙的独立思想者,有呼吁民主的激进思想者,有赞美革命理想的左翼文人,有将人性作为神庙的自由文人,却无一例外地以理想开始,以悲剧告终。一百年前,鲁迅向中国诗人发出了“精神界之战士”的召唤;一百年后,鲁迅的召唤能否魂兮归来,这需要每一个“现在”的人做出回答。     

论1927年以后鲁迅的"思路"

1927以后鲁迅看取社会和想象历史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知识者,鲁迅意识到阻挠革新的“大众”是一个难以切割的社会整体,而出于道德立场的选择他又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两相对立来划分社会。鲁迅视“大众的哑”为其漠视、反对革新以及屈服于被压迫之地位的根本原因;鲁迅寄托其历史理想于“无产阶级”之上,以其“开口”表达为构筑未来理想社会之基础。     

找寻与迷失 ——论鲁迅小说儿童身体的话语形构

在新旧中国交嬗之际,儿童的身体属性在特殊话语体系下发生改变。鲁迅基于人道主义与进化论的逻辑理路,提出了“幼者本位”的儿童观,重新估定儿童身体。鲁迅在“呐喊”中执着地找寻儿童身体,儿童被塑造成亟待拯救的受害者,作为反抗传统的标靶。鲁迅在“彷徨”中迷失了儿童身体,把孩童禁锢于幽暗的文化传统,用犀利的笔锋挖掘出儿童身上潜隐的“劣根性”,以死亡、市侩或残忍的儿童面貌来见证这新旧交接的社会。     

鲁迅对“拿来主义者”素质上的规定

本文认为中学语文在以往《拿来主义》一文的教学中忽视了鲁迅对“拿来主义者”素质上的规定，指出其与鲁迅“立人”思想上的深刻联系，阐释了“拿来主义者”“沉着、勇猛、有辩别、不自私”的具体内涵，并且对这篇文章的教学作了有益的探讨。     

“超人”与“立人”论鲁迅思想与作品中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是鲁迅批判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实行“思想革命”的重要思想纲领与武器，是构成鲁迅社会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基础因素。鲁迅的个性主义包括既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层内容：一是主张“超人”：“任个人而排众数”，呼唤先觉精神战士出世，对民众进行启蒙，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行动纲领”；一是主张“立人”：“个性解放”，恢复人的理性人性与自然人性，使“人各有己”国为“人国”，这可看作鲁迅“思想革命”的“理论纲领”。它的价值与鲁迅思想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共存     

鲁迅与国民党

本文认为在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鲁迅同国民党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四·一二”政变后，鲁迅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既压制迫害鲁迅，又妄想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拉拢。鲁迅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先是玩弄欲抑先扬的手腕，１９４９年逃往台湾后，则对鲁迅著作采取查、封、禁、堵的政策。到８０年代末，在台湾广大民众的冲击下，这一反动政策被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