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化用与瓦解——论章刘古文学立场与今文学派的关系

章太炎、刘师培所建立的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古文学者的立场亦往往存在暧昧、游移。章太炎的古文学是在与常州今文学的对话中建立的，其早期主要回应刘逢禄对古文不言大义的批判，努力调和春秋三传，论证《左传》亦传素王大义；中期接受“六经皆史”之说，以今古文经皆为良史；后期坦然接受刘逢禄对古文为史学的论断，擅“尊史”为古文专长。刘师培与今文学的关联更为暧昧，其早期始终试图调和今古，与今文学家亦关系良好；中期因章太炎之力劝，方才信古非今；后期在廖平影响下重新以地理疆域为视角调和今古。而古文后学因对实证史学的追求，更罕言今古之辨，走向瓦解今古之争的道路。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批评今文经学派——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

近世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于1911年9月随端方入蜀，1912年元月受聘于四川国学院任副院长，同时主讲于四川国学学校，至1913年夏离蜀。他在蜀中为时甚短，但学术成果颇丰，讲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治学途径与方法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派，却超越了门户之见，体现一种纯粹的学术追求，并对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这为四川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风尚，活跃了四川学术，使蜀学丕变，大大促进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     

近代蜀学大家龚道耕的《诗经》学研究

在近代蜀学当中,龚道耕博学渊源,通鉴别裁,不仅仅是近代四川高校的知名教授,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术大家、蜀学的重镇人物,人称"著述行天下,弟子遍蜀中"。本文拟立足于道耕先生今存的《诗经》学文献,略述其《诗》学思想及成就,希望以小见大,以点窥面,具体展现出这位近代蜀学大家不拘家法、汉宋兼采、今古并治、独具通识的经学观。     

“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4日,"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湖北、江苏、河北、北京和四川等地的专家学者60余人应邀出席。大会收到论文40余篇,集中展现了萧萐父先生的蜀学研究及学界近来在蜀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一、关于萧萐父先生的蜀学研究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指出,近代四川之所以出现廖平、蒙文通、刘咸炘、唐君毅等诸多杰出学人文士,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张涛东汉末年，反映官方意志的今文经学日趋衰微，今古文经学逐渐融合、统一。郑玄兼通今古，遍注群经，在实践上基本完成了这一学术发展过程。而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平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乃是略晚于郑玄的荀悦。荀悦（公元１４８...     

廖平论孔子托古改制思想评述

廖平(1852—1932)是清末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四川井研县人,他的学说经六变而闻名于世,因而号称六译先生,廖平在学术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今文经学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今古学之分在于礼制的理论;他阐明了孔子“微言”的精义是托古改制.廖平的孔子托古改制思想为康有为所吸收,成了资产阶级戊戌维新运动的理论先导.廖平的整个思想体系很复杂,对它的评价有褒有贬,分歧颇大.本文只就他关于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便学术界了解廖平其人和他的思想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东汉儒学文献的新发展和新气象

［摘要］东汉是儒学文献持续发展时期，由于“今文、古文”从并行到统一，儒学文献也经历了从并驾齐驱到古文统一今文的过程。具体来讲，虽然今文当时是官学，古文是私学，然而今文家多单经传授，成果稀少，古文家则多博学大师，文献丰富。今古文在东汉呈现出从初期的今强古弱，到中期的今古相当，再到末期的古胜今衰，最终郑玄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兼采今文，实现了今古文学的统一。东汉时期，儒学史文献、儒家集部文献也呈现出初盛景象。     

官绅合作与学脉传承:民初四川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嬗替进程(1912—1914)

清季四川存古学堂在民初变体为当时川省唯一的专门性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是蜀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过去对此研究不足。清季民初四川朝野除政治对立和抗争外,在文教事业上还有通力合作的一面。对这一过程作一考察可以从学术机构变迁的角度增进我们对近代蜀学传承和演变的认知,而从省一级的"地方"视角考察清季民初的社会、文化与学术,应可推进对那一时代的认识。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论经学与相关问题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解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以礼为本.研究儒家经学,不能废弃史、子、集部之学,不能忽视佛道二氏之学.经学没有死,不会死.     

清末民初儒学传授途径的现代化及其中止

清末癸卯学制制定了现代化的儒学传授体系 ,但是清政府没有及时对儒家经典进行现代化的解读。结果 ,在现代化的教育系统里教授的仍是糟粕与精华俱在的经典。民国成立后 ,以经典不合共和宗旨 ,废除了中小学校的读经课程 ,儒学的制度化传授体系从此真正断根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

理雅各五卷本《中国经典》,每卷都有一篇付印前言.这些前言就内容而言,多涉及其翻译缘起、翻译方法体例及相关事宜;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构成了《中国经典》的有机部分.这些文献与"中国经典"一起,共同记录并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走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的途径及其跨文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既非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家的"东方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更深沉的跨文化交流的渴望与关怀.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     

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历史作用

今文经学作为政治———社会解经形态 ,作为具有现实政治指向的政治儒学 ,复兴于晚清 ,首先是学术主体忧患———经世意识的寄托 ,其传播流布 ,对士林的政治主动性和经世学风提供支持 ,并具有启示和导向作用。其所具有的疑古精神成为分裂和瓦解经学传统的一个助力。尤其是其从学术向政治的跨跃及其发挥的批判现实政治、榫接西学的作用 ,更标志着其历史转折时期的真理地位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