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小说之名义、界限及其文类特征——兼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古小说是指汉唐这一历史时段中的文言小说,它是汉唐社会、文化的产物和表现,其文类特征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而与宋元小说的面貌大不相同。古小说名义、界限的确立以及相关理论的提出,不但可以为文言小说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也可以由此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以西律中。以西律中的古代小说研究造成了古代小说概念和观念的混乱,并建构了一个不符合古代实际的小说史。古小说研究倡导一种还原和贴近历史的小说研究,希望遵从古人的小说概念和观念,重新建立符合古人小说观念和历史真实的古小说史和古代小说史。     

小说的历史与现代人的存在历史之间的存在论关联——昆德拉小说理论切入存在问题的一个基本视点

出于对存在之根本问题的深刻洞察,小说艺术的终结构成了小说家昆德拉的一种基本存在经验;在其中,小说艺术的全部历史性存在与现代人的存在历史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种此前从未被注意到的存在论结构.由此,对于一直力图在小说与存在之间建立某种本质性关联的昆德拉来说,历史就切实地成了他建立这种关联的唯一通道;而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小说自身的存在问题,因此也只有在它与现代历史本身的这种存在论关系中才能得到有效的思考.这一点乃是昆德拉展开他的小说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策略,而这一策略的一个具有哲学-形而上学意义的结果是:小说自身的存在问题从此超出了文学理论或美学领域,而正式成为一个真正的存在论问题.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真实观看中西小说的差异

小说的真实不必拘泥于真实的历史,但又必须表现历史的真实,这一悖论构成了小说的真实观,成了小说创作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在中西小说发展过程中,对于小说真实观的理解有不同的经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到中西小说在叙事内容与叙事形态上的差异。本文试图从真实观这一点出发,联系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中西小说作一比较。一、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小说真实性的见解广义地说,小说与历史均是叙事的文章,而对叙事之作的衡量,真实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将小说与历史作区别,关键又在于对真实性作出不同解释。从中西小说理论发展情况看,在对小说真实性这一点的理解上,表现出了不同的见解。陈独秀在《红楼梦新叙》一文中说:“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     

梁晓声知青小说英雄叙事新解

王寰鹏认为,梁晓声知青小说的英雄主义既带有浓重的历史印记又体现了人性的本能,歌颂英雄主义和反思历史是梁晓声知青小说中同时存在的价值追求.     

论历史演义的命名及其界定

历史演义是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以往的小说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概念混乱。本文提出了类型划分的原则,辨析了“历史小说”、“讲史小说”、“历史演义”等名称的来源和内涵,并对“历史演义”这一小说类型的总体特征作了归纳。     

政治与性爱:公众视角与私人情境--米兰·昆德拉小说题材的历史内涵与存在意味

政治与性爱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基本题材,也是昆德拉作品屡遭误读和争议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对政治与性爱在昆德拉作品中折射出的历史内涵以及昆德拉这一题材选择的"存在"动机作出分析和阐释.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为一、昆德拉为何选取政治与性爱题材作为进入历史之域、探索人性与存在的门径;二、政治、性爱题材表现与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结合,成为昆德拉反映特定历史情境中人类生态与心态的可靠手段;三、昆德拉对政治与性爱的不同处理,植根于更深刻地揭示"存在"的艺术动机;四、昆德拉借助于描写政治异化环境中的性爱,以反映极权制度下生活的荒谬本质;五、通过分析拉伯雷、卡夫卡对昆德拉艺术观念的影响,探讨昆德拉题材选择的历史渊源与存在意味.     

在另一种视野中看新感觉派小说的历史地位

本文尝试用一种小说观念来观照新感觉派小说 ,并将之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来考察它的历史意义。小说是对于人类自身存在的认识、保存和再创造。新感觉派小说保存了中国 2 0世纪 30年代上海出现的局部的片面的现代化图景 ,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启示意义。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     

反思消费时代的军事历史题材小说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新的叙事策略的发现,军事历史题材小说摆脱了宏大叙事解体后的合法性危机,重新进入繁荣时期。但是这种新的叙事策略,在市场消费的作用下被过度使用,使军事历史题材小说陷入了过度复制的隐忧。这种自我复制,源于一种战争文化心理的制约。战争文化心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与现代社会相应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迷思,从而大大制约了中国军事历史题材小说的经典化,并使小说出现严重的类型化趋势。     

论武训批判对新中国史学领域的影响

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源于文艺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史学界虽然投入批判的时间较晚，规模不大，但对正在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中国史学界来说，却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史学领域阶级斗争观念泛滥，严重背离了历史主义原则，开启了通过曲解历史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先河。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充满裂痕的国家--200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危机产生原因的综合分析及反思

2004年10月31日乌克兰举行了独立以来的第四次总统大选,这场选举被普遍认为是1991年以来东欧地区进行的最敏感的总统选举。亲西方的总统候选人尤先科和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选举结果引发的争议在乌克兰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的产生不仅仅是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单纯是东西方地缘政治争夺的结果,同时它也是乌克兰国内历史、经济、宗教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论尼尔森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政治哲学解读

凯·尼尔森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哥达纲领批判》进行了较为本真的解读,认为马克思葆有一种正义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被理论渗透的经验论述和道德评价。马克思的正义观要求我们应当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判断社会现象的正义性。共产主义两个阶段有着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正义原则,无产阶级的正义诉求绝不是追求所谓的“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是消灭阶级。     

"阶级斗争"背景的超越--重读《艳阳天》

本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体框架,凸显极左思潮印记的《艳阳天》,其客观内容与浩然的创作初衷并不完全一致。因得力于作者对当时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与了解,小说中实际隐含着人性异化、宗法意识、极左思潮、诗意情怀之类超越了政治背景的深层内涵。至今,这部小说之所以仍能得到许多读者的推崇与喜爱,或许正是与这些深层内涵有关。     

全球化浪潮下的地方民族主义

几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成为思想启蒙、政治运动乃至装斗争的重要动力。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浪潮突破了国家边界,侵蚀了国家主权,以本族体为中心的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各族体在民族冲突的反思中也认识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抽象理想,已经成为过去,怎样在新时期更好地维护本族体的利益已经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民族主义作为维护本族体利益的思潮得到迅速的发展。     

刑法功能的宪政基础考略

刑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指向这样两个维度：实现政治治理的安定化和确保无辜者不被卷入国家的打击范围。理解刑法的功能,不能仅仅局限在法哲学层面,而应当进入到宪政操作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建构一套适当的制度操作方案。     

五四报刊文化批评的隐晦结构及其流弊——以陈独秀和《新青年》为主线

五四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化高压下,回避政治批评,然后在文化批评领域阐发文化救国的理想化设想,他们当时的议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一个外显内隐的张力结构,充满了斗争精神,但是也为一般民众的阅读制造了较大障碍,以至于当时的批儒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大陆被大规模误读。本文旨在重返五四文化批评现场,澄清事实真相,为今天的社会发展理清文化思路。     

国民精神重塑的百年追思

中国最早于１９世纪末提出国民精神重塑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抓住提高国民素质的两大关键性问题──科学与民主,然而由于其新思想是“舶来品”,与民众的思想观念存在着严重的脱节,难以产生广泛的社会效果。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中,又对农民身上的封建文化因素作某些体让。所以,中国民众始终未受现代性的陶冶与训练。今天,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科学与民主的普及与提升的工作。当前,重点是培育国民的科学精神;不但要把民主作为社会制度来实现,而且要作为培育人的独立性人格的价值目标来实现。同时要认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长期性。     

重读王朔小说反思文学观念

中国新时期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创作格局,但在文学观念上仍未彻底摆脱革命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政治化严肃传统,文学的真实性和生活的真实性保持了较大的距离.王朔小说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文学生活的另样图景,另一方面也唤起了我们对文学观念的理性审视.本文通过对王朔小说创作策略的探析,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观念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