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近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鉴于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在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和经验分析方法选取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从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重新检验。我们的经验结果显示,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数据为例

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内在关联机制,并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与协整关系检验分析,就江苏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江苏金融发展是江苏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原因,但不是贸易规模扩张的原因;金融发展与贸易结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金融发展与贸易增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金融的适度发展是实现江苏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研究

本文就国内现有研究未能解决的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合理度量问题、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问题、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利用我国１９５２～１９９９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对多个三变量ＶＡＲ系统的研究说明：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而与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之间则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浙江安徽两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

本文基于浙江和安徽两省1978～2010年的统计数据,运用stata11．2计量软件,对统计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两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安徽省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更大。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而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关建议。     

交通运输需求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协整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对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运量和 GDP 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货物运输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有促进作用     

房地产金融结构与房地产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VAR模型协整关系的递归估计方法,对我国房地产金融结构和房地产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房地产金融结构在突变期间对于房地产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短期均衡受到改革措施冲击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是积极的,不会影响长期的均衡.协整误差路径表明2006年以来的房地产金融结构还存在不能适应房地产经济增长的某些问题,这意味着进一步进行房地产金融体制改革或者金融结构优化的必要性.我国目前的房地产金融结构仍是银行主导型.因此,今后房地产金融结构优化的方向是实现金融政策开放和金融工具创新.弱外生性检验表明国内贷款、企业自筹和其他来源的发展是内生于房地产经济增长的,这三者均与房地产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省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依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有向无环图(DAG)等分析方法,旨在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是引致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即国内金融发展和R&D投入之间具有很强正向关系,但以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结构不利于R&D投资;技术创新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金融发展是引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一方面,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内,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直接的负向作用,但它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南京城镇全要素生产率演化及分解：1991—2005

本文以1991—2005年南京市各区县城镇的宏观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了南京城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以及规模效应。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南京城镇TFP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第二,技术进步与R＆D资本存量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三,城区、郊区、郊县的TFP增长呈层次性分布。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金融发展视角讨论外商直接投资(FDl)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还不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而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即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1994年以来,我国大多省份金融发展程度跨越了最低门槛值,FDI在这些省份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还未跨越更高的门槛值,使得这些省份对溢出效应的吸收还不够充分.     

金融发展与中国生产率增长——随机前沿分析的视角

采用Kumbhakar等的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3部分,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采用1999年至2004年中国29个省份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垄断都不利于技术效率提高;金融深化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金融中介垄断并不利于技术进步。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效率提升——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历了长时期的市场化改革,中国金融体制依旧存在着众多非市场因素。信奉金融自由化信条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倾向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必定存在严重的低经济效率。本文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2000~2013年中国的省级绿色发展效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随后构建Tobit模型从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全面考察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效率测算结果显示,绿色发展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整体较为低下且呈现"U型"的演化趋势,而规模效率较高并呈现先上升后稳定的态势。进一步的计量模型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改善了纯技术效率,并足以弥补其对规模效率造成的损失,从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增长。特别地,金融结构与经济效率显著相关,股票市场较银行业更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坚持市场化改革导向,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并辅之以合理的金融资源分配政策,将有助于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     

技术创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战略任务。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需要产业层次和技术层次的提升,归根结底取决于技术创新和金融的支持。本文基于时间序列对三者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仅仅是单项的。     

中国股票市场行业间金融传染检验和风险防范

运用一个新的金融传染检验统计量对2015 年6 月中旬中国股市暴跌时各行业间的传染效应进行检验． 跟传统的金融传染检验统计量相比,他可从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检验金融传染; 跟已有的分位数回归检验方法相比,他对于可能存在的模型误设是稳健的． 本文首次检验了国内全部十个一级行业以及四个金融二级子行业之间的金融传染情况,并从市场风险的角度对不同行业间的传染关系和传染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 新的金融传染检验统计量检验结果表明: 在此次暴跌中大部分行业间存在金融传染,尤其是在低分位数下,而传统的检验方法忽略了这种传染效应的存在,这对市场风险的提示有着重大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了协整分析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检验了江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江西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短期内两者关系不稳健,长期内,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的Granger原因。     

一般均衡理论视角下绿色金融的减排效应研究：从模型构建到实证检验

绿色金融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代目标下,科学、严谨地回答这一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将经典理论与最新前沿相结合,提出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帮助碳减排的理论假说。构建带有碳排放约束并内生减排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提供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影响,指出支持技术创新是绿色金融发挥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注重金融资源的实际用途,有效支持减排技术更新,比单纯限制高排放行业的金融资源获取更加有效。同时,理论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最优规模。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依然需要注重统筹规划,避免金融“过绿”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规制水平指标的综合得分,然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水平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虽然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一致趋势,但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环境规制的严格化没有导致经济增长的减缓。     

中国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研究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国内尚无有关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国1997到2003年间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月度数据基础上,建立两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我们对ECM模型线性Cranger因果检验,并对模型的残差项进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长期之间存在着双向线性因果关系,但没有发现两者间的非线性的Granger因果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的财政机制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保持经济长期增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新增长理论可以看出,通过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才是一种可持续增长模式,由于技术存在的外部性,政府必须对人力资本及技术进步的投资和发展进行财政支持.从世界范围看,对人力资本、研发活动投资较多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高.在对我国财政的转型目标--公共财政的机制与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后,提出了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进行财政支持的政策建议.     

徐州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徐州市1978-2005的年度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性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徐州市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一时间段内,徐州市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二者呈现出长期稳定的特征,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