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与重塑：村民环境集体共治何以可能？——基于柳州市L村的调查

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通过外部力量的嵌入和内部社会网络的重塑以实现环境集体共治。对柳州市L村的研究发现：嵌入现代管理制度,为村庄环境集体共治确立基本规则;嵌入党政资源,为村庄环境集体共治提供政治基础;重塑农村社会网络,激活环境集体共治的信任、合作和约束文化。L村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用于推广的局限性在于样板典型未必适合脱贫村,没有为邻村交接处的环境整治积累经验,环境治理成绩转化为乡村的内生文化动力的情况不理想。L村村民参与状况凸显了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着现代性困境,以及农村环境治理主体性不足。     

论"德法共治"的内涵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辨证分析,探讨“德法共治”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而说明实施“德法共治”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得志行道:张璁合法共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

在大礼议当中,张璁不顾身家性命,维护世宗和兴献王的父子关系,与世宗建立了“相遇相保”的君臣关系。世宗接受了张璁提出的“君臣共治”的执政理念,张璁也因此获得了合法的共治权力,扩张阁权,内阁成为当时官僚系统的中枢机构。为确保官僚系统的合理运作,世宗和张璁重新划定了阁权范围,阁权得到提升的同时,仍保持在皇帝制度中的合理范围内,与君权共存而不悖。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几个理论问题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不同治理主体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均衡化社会治理结构。主体共建、多元共治和全民共享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具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中,借鉴人类社会先进治理思想而进行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从单一政府管理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新时代社会治理诉求的新变化新要求是其形成的实践逻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需从价值、主体、关系、制度以及方法论等多个维度同步开展。     

以"共治"达"高质"——基于多元主体的研究生教育治理之路

基于研究生教育现实状况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的矛盾,加强教育治理,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研究生教育治理是一个涉及政府、高校、导师、研究生、社会等多元主体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完成要把握"质量输入—质量生成—质量评估"三个基本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才能实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目标.而要推进多元共治则需制定规章制度以规范共治全程,更新主体思维以确保责权承担,健全交流机制以协调主体诉求,最终通过多措并举,使多元共治得以推进.     

官僚与政客——合作共治而非陌路殊途

官僚与政客,一对有着几百年是非恩怨的生死冤家,在近逾百年来就没有被冷落过。两者如何产生,所司何职,彼此关系等一系列常谈常新的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界或公共行政学界探讨不休的话题。反观学界的理论探讨和政界的实际运作,对于两者关系的发展脉络我们已经清晰可辨,从最初的混沌一体,到后来的渐行渐远,直至最后的陌路殊途。随着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两者泾渭分明的初衷已难固守,彼此合作共治才是＂道器＂之需。     

德法共治--解决"社会乏力症"的必由之路

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 ,世界各国都经过了从“德治—德法共治—人治—法治”的发展轨迹。但随着纯粹法治的推行 ,却带来了“社会乏力症”的弊端 ,并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 ,而我国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当代法治国家“社会乏力症”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论证了新层次的“德法共治”是解决当代各国“社会乏力症”的有效办法 ,并提出了落实“德法共治”主张的基本思路     

“慢城”何以“快干”: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共治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后劲与潜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因地制宜、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在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对S镇国际慢城项目展开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中协同共治的三维分析框架,指出在组织管理、资源投入和政策指引上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存在规划滞后和项目先行,政府政绩主导下盲目开发、旅游产业与乡村发展耦合性偏离等问题。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应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多方资金的整合机制以及多重利益的协调机制,共同克服管理程序缺乏严格规范、项目投入缺少市场研判、政策指引不力等问题,共同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健康城市建设中合作共治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以江苏常熟市为例

合作共治是一种新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主张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等途径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管理。健康城市建设中合作共治的必要性表现在:健康城市建设目标的多元性需要"合作共治";健康城市建设中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存在需要"合作共治";健康城市建设参与主体的广泛性需要"合作共治"。在健康城市建设实践中,"合作共治"存在着各部门参与合作的能力不均衡、政府角色错位、合作共治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建议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健康城市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合理界定政府职权范围;建立和完善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合作共治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策略研究——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分析

多元共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与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不仅具有较高的契合性,而且对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仍存在公共能量场发育不完全、话语形式选择偏差和话语的正当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借鉴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推动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可以从通过赋权赋能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公共能量场、根据政策情境选择好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话语形式、在互信的基础上坚守话语的正当性等方面进行推进。     

从"共治"到"善治"--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加入WTO后将发生进一步的变革。面对WTO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方位的挑战,市场、政府、社会任何一方的“单兵作战”都将难以应付。政府与社会“强强联合”,实现从“共治”到“善治”,将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客观抉择。政府在达成“善治”目标的进程中要完成两件任务一是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二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STS视域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共治——“瘦肉精”事件反思

《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没能阻止瘦肉精的使用,贝克的有组织的无责任概念诠释了问题的原因,职责分摊不明确是关键。技科学的思想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宏观依据,即食品安全监管是政治、法律、科学、企业、公众、媒体、仪器材料、行业组织等行动者共同组成的一张无缝之网,多要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SEE的视角为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微观措施,即从技能的维度分析公众介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为公众参与的路径做出了方法论指导。     

区域环境共治的结构分析与建构路径——基于共同利益视角

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初期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了愈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域性等特征,要求环境治理必须建构多元协同共治体制机制,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协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长效善治。基于共同利益视角,从城市功能定位、纵向权力结构以及协同共治过程三个角度对构建生态环境共治体系进行探究,并从理念、主体和实践等方面提出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结构的建构路径。     

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现状的实证分析 ——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通过对966份问卷调查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经过多年建设,成都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已取得了较大成就,社会整体满意度较高;与此同时,在政府主导作用、企业主体地位、社会广泛参与三个层面,成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下一步工作重心包括政府应理顺监管体制、强化监管合力,完善监管手段与措施...     

治理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当前“城中村”社区在治理体制、土地产权关系、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失灵”现象。基于治理理论,“城中村”改制工作的关键是彻底改造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使“城中村”社区的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从碎片化回应到协同共治——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加剧的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方式呈现出问题针对型的碎片化特征,而碎片化环境治理模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环境问题协同共治模式旨在建立健全区域环境问题治理中相关各方协商共通的互动机制,实现主体、资源、利益的多元整合。构建协同共治模式,需要加强城镇化规划和环境法制体系建设,以组织结构优化为依托积极推动整体性合作,建立健全有侧重的权责分配体系。     

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理论追问——"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在伴随全球化到来的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共危机的特性以及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已使得国家单中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必须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与此同时,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它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与合作精神,实现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