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从《易经》到《易传》

分析了“道”在现代汉语中的含义,并通过分析试着将“道”还原到它的原始含义的层面。通过对《周易》古经中的“道”和《易传》中的“道”的考察,以及对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者”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比较,试图对作为“道路”的“道”向形而上的“道”的转化过程提供若干探索性的思考。     

道器之辨与理气之辨:一种思想区域划分的尝试--宋明儒家形上学之批判

道器之辨 ,亦即“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别的问题 ,在宋明儒学中获得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处理 ,这就是 ,把道器之辨与理气之辨等同起来 ,或者 ,更确切地说 ,以理气之辨代换道器之辨。值得注意的是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理解有关“形而上”诸问题的思考格局。这一格局建立在道的理化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本文试图站在批判的立场厘清道器问题与理气问题 ,划分它们所属的思想区域 ,从而为对宋明儒学的批判性理解 ,提供一条思路     

老子泛道思想研究

以“道”为中心 ,运用分析、比较和综合的方法 ,探讨了老子泛道思想的丰富内涵 ,以及“道”与天之道、人之道、圣人之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治民之道等的内在联系 ,侧重于老子对社会平等、天下太平、生活安定的向往 ,以及对君主无道行径的鞭挞。老子的思想 ,不仅有助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且展现了中国哲学的深厚底蕴。     

初论老子之"道"与世界观

通过对老子之“道”的深入研究和深切体悟,把“道”分成三层四种状态：无形无质、有形无质、有质无形、有形有质,并用图解说明了老子“道”的升华过程和运动方向。“无”是天地的本始,“有”是万物的根源。“道”由“有形有质”向“无形无质”运动,又由“无形无质”向“有形有质”运动,周行复始,有规律不等量,难以预定。把宇宙分为“三界”：下三界人、事、物,中三界天、地、人,上三界时间、空间、宇宙。“三界”的存在形式和状态一层高于一层,“三界”总论为道大,是老子对万物（包括人类）从精神、思维、思想、品格、人格、性格上的划分。人的完善的存在应该是从“下三界”上升到“上三界”,再由“上三界”回到“下三界”,周而复始地变化而不断地求得新生。     

傅伟勋对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发展的诠释学建构

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对中国传统道家哲学逻辑发展进行了诠释学建构。他认为老子之“道”留下了诸多诠释学难题；庄子以超形上学的立场予以突破与消解，两者分别构成道家哲学逻辑发展的肯定与否定阶段；郭象对老庄的（超）形上学实行双重否定，构成否定之否定，完成道家哲学辩证发展的第一个圆圈。傅氏的创造性诠释收获颇多，但对诠释的忠实性原则似有忽略。     

比较法理学视野中的韩非法理学——以富勒《法律的道德性》为参照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富勒是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看，两者没有可比性。但是，经过重新建构，立足于比较法理学进行文明互鉴，他们的理论逻辑有较强的关联性。韩非的法理学可以通过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来透视，根据此书的结构与框架，可以发现，韩非也论述了“两种道德”。其中，惩罚性的法律相当于“义务的道德”;至于奖励性的法律，则相当于“愿望的道德”。富勒提出了关于“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八项原则，针对这八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韩非都有论述。富勒认为，法律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且这项事业的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见识、智力和良知。富勒如此界定的“法律的概念”,与韩非对法律的理解遥相呼应：韩非也把法律看成是一项事业，且把这项事业寄托在君主身上，因而对君主的能量、见识、智力、良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富勒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韩非也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唯治”与“多力”。韩非作为先秦学术思想的最后一座高峰，他的法理学可以在富勒的法理镜像中得到很好的映照，表明韩非的法理学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关于公关学科建设理论方向的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给公关学科建设提供了契机与方向。为增强公关学科的时代性与适应性,公关的目标应定位于组织与公众关系的和谐,公关的主体范围应当扩大,公关理论中的道德分析与道德引导应当增强。     

中国书法艺术的曲美之韵

中国书法从古文字发展到篆书、隶书、草书 ,再发展到楷书 ,虽“随体诘诎”的曲线趋于平直 ,但曲线之美的生命之形式与意蕴 ,却越来越深地沉淀于这契合宇宙自然之“道”的灵动圆活的曲线之中。中国书法艺术正是在这循环往复的曲线的流转运动中 ,生动地再现了客观事物及生命物体的形象美     

两歧的诗意与生命的高蹈——读孟泽《两歧的诗学》

两歧作为对矛盾性、对立性、多样性的指认是<两歧的诗学>立论的起点和依据.依作者的论述,两歧是社会、生命个体和诗学固有的现象.两歧的更深刻处是它的悖论性:肯定诗学和人生除了矛盾、两歧之外,也具有一致性、非矛盾性.两歧作为理论视角的真正意义是揭示历史和人生的诗意,它最终表明:诗意的真正根源是生命的丰盈与高蹈.     

一本不该寂寞的杰作--评白盾《历史的磨道--论中华帝制》

<磨道>的一大功劳是揭示了一个"一切‘世界之最'之最"--中华帝制.它给予我们根本性的启迪大略有三一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二是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三是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     

道之道化——谈谈对道的几点看法

老子的道永远处于无限创化和生发的状态,具有无限的内在动态激发性。对道的把握要从四个层面着手:道体、道相、道性、道言,但这四个层面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对道在四个纬度的阐释,是对它们内在关联性的描述。     

对语言边界的撞击——《老子》对“道”的言说方式初探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对道与言的紧张,《老子》有深切的感受,《老子》为解决这一紧张进行了种种创造性的尝试,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究。     

《老子》在当代作为诗接受的可能笥

首先,这种可能性在于《老子》的文体与诗有相通之处;其次,老子的形而上沉思并未脱离生命体验,这使它内在存有一种诗的精神;最后,基于当代生存境遇与《老子》的诗性智慧之于当代人的平衡意义的思考,《老子》作为诗接受的可能性较以往更为敞开.     

道德意志在美德中的隐与显——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美德观之比较

道德意志通常是指人们在道德活动中为了道德的目的克服阻力和困难的精神力量和持久力。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强调欲望与理由等心理要素之间的一致性,因而道德意志并不显现于其美德概念中。康德的美德概念强调自我强制,恰恰是对道德意志的彰显。二者对美德的规定不能很好地反映道德意志在美德生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从美德的层次性、美德的类型和情境相关性、美德的生成动力等方面来考虑,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美德观之间的差异、道德意志与美德的关系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美感意识之比较

文章旨在探讨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中所体现出的美感意识上的差别及其成因。文中以王维和华兹华斯的诗为代表作比较并指出,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中采取的是一种"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现读者眼前;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将美感的主位放在诗人的智心中,以智心的活动而不以山水景物自足的存在为依据。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种审美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国诗歌创作因受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和佛教"妙悟说"的影响,强调形象的直觉体验,接近了自然天然的美学理想。而英国浪漫主义作为当时理性思潮的反叛者的姿态出现,诗歌中时刻流露出对主客观之间的分裂竭力加以弥补的痕迹。     

《道连&#183;格雷的画像》中的唯美主义艺术

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是一部唯美主义的小说。作品着意表现王尔德的艺术战胜生活,艺术和美是永恒无上的等唯美主义主题,但仍无法摆脱艺术反映自然与生活的自然法则的矛盾与困扰。王尔德提出了生活与自然都反映艺术的观点,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他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也显示出他对艺术的纯洁性与独立性的捍卫。     

马基雅维里非道德的德性论

马基雅维里深入历史和实际经验,发现了"现实的非道德性"这个残酷的真理。基于是与应当的区分,马基雅维里悄悄完成了价值上的重估,把政治善置于道德善之上。马基雅维里据此降低了人们对政治的道德期许,塑造了具有非传统道德德性的新君主和政治共同体,完成了现代道德观的一场革命。     

论“道可道非常道”六字的断句

解读经典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对《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六字的解读为例，提出在解读经典时应该联系上下文，准确认识文意，以避免出现对经典的曲解、误解。     

就《世说新语》看玄学对魏晋士风的影响

本文主要以<世说新语>为例证,分析了玄学对魏晋士风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玄学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魏晋士人人性的觉醒;二、玄学也深化了魏晋士人的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