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偏好结构转变、人口质量红利与农业发展：以中国东部地区为例

由工业化、城市化引致的农村人口偏好结构转变加速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为农业由人口数量红利型向人口质量红利型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作为内地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在农村人口偏好结构正在发生转变的背景下,人力资本虽对农业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低于现代物质资本的贡献,东部地区农业发展仍依赖物质资本红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农村人口质量偏好进一步得到强化,东部地区将率先实现人口质量红利型农业发展模式。     

人口转变新阶段与人力资本形成特点

21世纪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过去20余年的高速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水平.人力资本形成的源泉在于教育与健康水平的提高,而中国人口转变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为基础教育提供了新的机会,疾病流行模式的变化则对养老和医疗保障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人口转变阶段变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具体揭示了这种机会与挑战,展示了在新的人口转变阶段上人力资本积累面临的任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含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管理理念的转变,中国人口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政策目标由单纯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和人口迁移逐渐转变为“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对应,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发展为包括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分布控制两个大类及其相关的优生、就业、福利等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因素相关性研究——基于人口发展方程的构造

本文从人口经济活动、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和人口再生产等方面,通过构建人口发展方程,分析了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之间从长期看具有稳定的互动关系,短期内两者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体制创新,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等要求下,当前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进一步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人口转型与中国农业可持续增长

禀赋性资源的约束性,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农业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转变带来的技术进步型农业的增长方式,有效地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增长.而农业可持续增长是一种不依赖传统生产要素增加,却是以农业技术进步为源泉的农业生产总量的增长.本文通过对人口转型影响要素和技术进步中介效应的计量分析,验证了人口转型通过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而促进农业可持续增长的途径,也即验证了人口转型、技术进步与农业可持续增长三者间的关系.优化教育资源合力打造适宜农民培养体系实现农业人口转型,有效保证农业科技的进步和推广应用,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有效措施.     

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

文章基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生育空间的三维性出发,提出了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动趋势又因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4种区域类型。     

缓解我国现阶段人口问题的对策探讨

文章对现阶段我国如何稳定低生育率、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优化人口结构、迎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等问题提出了三点对策措施，即：建立完善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宏观调控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     

学龄人口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基于四川省2005～2020年学龄人口发展的分析

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将导致未来学龄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对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生态系统的建设提出挑战。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必须在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的基础上,加强对教育资源的合理调整、优化配置。本文通过对四川2005~2020年学龄人口发展状况的典型分析,明确提出只有树立投资于人的理念,将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学龄人口的发展有机对接,才能实现教育生态系统相对稳定和持续优化,促进人力资本的全面提升。     

试论后人口转变

人口发展的实践启示我们,人口的运动变化在一次人口转变完结之后并未真的"静止"下来,而是呈现出与以往截然相反的演变趋势,其最显见的一个特征就是因死亡率的反降为升并超过出生率而导致的前所未有的人口萎缩,由此势必引发性状和结果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另一次人口转变,亦即本文所欲予求解的后人口转变.笔者认为与后人口转变进程形影相随的三大特征是低生育、负增长与高龄化.     

论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

家庭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单位,人力资本理论存在性别盲点,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性别因素。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了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性别文化因素。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人力资本投资得到了积极的改善,但社会性别仍然影响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独生子女家庭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表现社会性别”。     

试论经济结构与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论是以西欧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对人口发展不同阶段作出描述性说明的理论。其基本观点认为,人口发展不是一个独立自行运动的过程,而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密切相关;人口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人口再生产分别呈现出“高—高—低”、“高—低—高”和“低—低—低”三种形式。虽然各国人口再生产的转变情况和转变动因     

城市化、人口红利与日本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重要战略机遇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日本快速的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并向少子老龄化社会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居民储蓄、老年人再就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或将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出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转变模式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都呈现出相似的情形,对日本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并促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延长人口红利作用期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人力资本存量质量浅析

目前,中国已进入世界低出生率国家的行列,但由于人口惯性规律,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当前乃至几十年内头等重要的基本国策。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人口素质、人力资源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已日益凸显。本文以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指标,对中国在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及质量进行度量、评估,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论证了人力资本存量质量较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经济成长已经到了需要加快发展人力资本的新阶段。     

人口转变过度论——人口负增长下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思考

根据世界人口发展新趋势,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转变过度理论,并认为当前人类人口转变远未完成。随着各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类人口发展表现出“较低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并正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蔓延,我们将这一人口发展模式称为“人口转变过度”。首先,人口转变过度这一人口发展特征的存在意味着传统人口转变中出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并不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最终形态,但人类社会又不可能永远处于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人类自身再生产水平终将会回升到更替水平左右,因而人口转变过度又可以分为“人口转变恶化”和“人口转变回归”两个子阶段。其次,虽然人口转变过度是在传统人口转变基础上形成的,但与传统人口转变存在明显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口发展阶段,最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持续负增长。再次,人口转变过度形成的原因在于维持高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人类走出人口转变过度的关键是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并长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左右,这依然要有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后,世...     

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要素的形成──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供给的制度性短缺

贝克尔、墨菲和塔玛拉在１９９０年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论文中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提出低生育率和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是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进入经济持续发展轨道的必要条件的论断。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在过去的２０多年中经历了迅速的转变，并达到了较低的水平，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相对落后，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供给的制度性障碍，进而使我国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变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之词的联系出现了断裂。因此，彻底消除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奠定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和人口环境。     

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在扼要解析狭义人口转变及其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提出,是结合人口"中间变量"从广义上阐释了人口变化的内在动因与作用机理,进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引入了对现代人口转变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思考。主张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涵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最后特别指出人口转变不仅仅是人口变化,更重要的是将其嵌套的社会变迁,两者关系的空前紧密折射着社会变化与社会需求。过去30年中国通过计划生育让人口"适应"了经济腾飞,而今后三、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应使人口的"主体"地位逐步复归,让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新的人口变化与社会需求,提高人口生存与生命质量,这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     

从人口转变到人口均衡

我国快速实现人口转变,使老龄化社会于世纪之交提前到来.在一定的资源环境和技术、制度条件下,统筹解决好人口总量较大与结构矛盾突出的"两难"问题,成为现阶段人口均衡发展的基本命题.如果及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并择机进一步调整人口及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将妇女生育水平提高到1.8左右并逐步回归到更替水平上下,那么,未来三、四十年,我国人口将趋向于一个稳定人口,年龄构成和城乡构成将大体稳定下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约为1/3,老龄化程度达到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但仍低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水平,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届时,人力资本积累居世界前列,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人口自身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可望保持总体协调.     

再论"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针对"后人口转变"质疑,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的概念.笔者认为,"后人口转变"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延伸,不过是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开始进入了"低低低"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时期而已.本文还引用了国外一些学者的观点,指出对"后人口转变"的讨论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