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简的重“情”论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的重"情"观,代表了早期原始儒家关于心性思想的一大特色即"道始于情"。通过将郭店儒简"情与文相对待为义"与孔子"文质彬彬"的对照式考察,可以揭示出《性自命出》篇的"情",实际上源自于孔子"尚质"的传统,是孔子"仁"学中侧重于人心内在真性情的流露。这样把握郭店儒简的"情",不仅对深入揭示儒家早期心性思想的起源,而且还对正确解读先秦儒家的诸多原始文献,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脂评“情不情”与“情情”新解

“情不情”“情情”是情榜对宝黛二人具有结论性的评语。脂砚斋也认为宝玉有“情极之毒” ,此评不确 ,应予以辨正。因钗麝非宝玉情之所钟 ,而情之独钟是黛玉。弃钗麝为僧是宝玉的情极之变 ,亦是一种“情极之情” ,而非“情极之毒”。情不情的核心是儿女真情。宝玉对黛玉、晴雯之情就是天然情性去私净欲后的无瑕真情。“情不情”与“情情”不能分开 ,宝黛二人均可说是“情情”。     

论船山词中的愁情

王夫之是清初著名的遗民词人,更是抒写愁情的高手,其笔下的"愁"词堪称抒发愁情的经典。其词除了抒发悼念亡妻之相思悲愁、隐居荒山的孤独闲愁,还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怀国浓愁。无论是哪种愁,都深深地打动人心。     

论《丽情集》与宋代丽情小说创作

丽情小说是北宋时期的一个主要小说类型,它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小说研究者很少论及丽情小说的形成、发展、创作。本文从《丽情集》的编纂、传播角度论述了丽情题材小说的生成、发展,并且探讨了北宋中后期丽情小说创作状况。     

汤显祖的唯情论艺术观

汤显祖的唯情论艺术观将“情”提到了本体论的哲学高度,认为情是“性乎天机”的存在,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是戏曲艺术的生命。这对于反击道学家歪曲戏曲本质、将戏曲变成理学的传声筒是非常有力的,对于探讨戏曲的特性、展示戏曲的情感意蕴也是大有裨益的。     

汤显祖“情之至”论辨正

汤显祖“情之至”论，当下学术界都把以情抗（反）理作为其核心内涵予以认定，其关键在于对《牡丹亭记题词》的读解上。结合“临川四梦”，两者均不能得出对立关系论断；同时异世之人尽管歧见纷呈，但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境域而言，情理关系始终处于和合状态；汤显祖贵生思想以生之理统贯人之生，实质上建构的仍是情理和合关系态势。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船山论“情”

"情"无疑是宋明道学的一个主要论题,作为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儒者,船山关于"情"的思考并不意味"情"具有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含义,船山论"情"绝不如李贽等"左派王学"那样"以情识为心体"来正面肯定、抬高情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与其说船山属于或者接近于所谓的情欲解放的启蒙思想,毋宁说他更接近一种严格的道德理性主义。与此同时,他并不主张灭情,而是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行善,情感的积极和正当的作用与功效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说,船山论"情"蕴含着相较于其他理学家而言更为复杂、多重的义理内容。1     

论刘勰的“情采”观及其审美理想

刘勰处在“情采”审美意识已经形成的文艺自觉的时代,他在继承和糅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基础上,从自己的天道自然观出发,提出了既重情又重采的“情采”观。刘勰的“情”和“采”是一种辩证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各自有着深刻的审美内涵。刘勰情采并重的“情采”观铸就了他的情采并茂式的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康白情新诗的美学特征

康白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早期重要的新诗人兼新诗理论家,但因种科历史原因影响,没引起足够重视。以《草地》集为代表,康自情的新诗作品具有推重真情、善于设色、增多诗趣、解放诗体、扩张诗力等审美特征,从而在"五四"新诗创作中独具个性。     

汤显祖情至论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六经“贵生”、“深情”、“爱人”之“道心”几绝而大义不尽明的根本原因,是汉儒、宋儒牵合拟附之罪造成的。汤显祖的“道心”、“深情”说与朱熹的“道心”、“人心”说是大相悖谬的。根源在汤氏讲道气,而朱子讲理气;汤氏言情至、至情(即朱子所说的“形下之私”),朱子却言性命之正;朱子道心人心截然两分,汤氏则道心至情(人心)两相涵咏;朱子是人心听命于道心,汤氏却是道心具含至情(人心)。     

论李泽厚的情本体哲学

文章从仁学本体论立场出发,对李泽厚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与《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及其情本体论进行了分析评述。一方面,作者所持的仁本体论与李泽厚的情本体论都坚持儒学立足生生不息的日用常行之传统来谈论本体,从而两者有内在的共通性,但另一方面,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往往还未能摆脱从心理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考察本体的倾向,因而未能从审美层面的情本体进入道德层面的仁本体。仁本体论是对情本体论"下一转语",使仁学的形而上学意义得到充分展开。     

再论李易安词中的愁情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是我国文学史上创造力最强、艺术性最高的女性作家。在她的词中除了抒发寂寞深闺、国破家亡的愁情外,还抒发了离别痛苦之愁情,表达了对丈夫的深深眷恋,歌颂了自己美好的爱情生活,给人以极大的美的满足。     

论黄庭坚鄂州诗歌的景与情

黄庭坚富居鄂州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60多首诗歌,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描写部州名胜风景的写景诗和叙写诚挚师情、友情和纯朴的民风乡情的抒情诗,这些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山谷鄂州时期特有的复杂心态,既有怡然之情,亦有怅恨之意.     

感知共情：共情的第四维度探析

传统的共情研究将共情分为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行动共情三个维度,并没有重点关注共情的获得方式。结合现象学和认知科学对于共情的研究,指出感知共情作为共情的第四个维度是其他三个维度的基础。感知共情的作用方式表现为：感知共情与行动共情互为协同,感知共情与认知共情互为渗透,感知共情作为共情整体的保障。四维共情内在关联的综合观摆脱了共情的分离观和一体观,解决了分离观的认知消耗以及一体观的他异性问题。     

论修辞范畴中“情～”合成词

＂情＂是艺术的基本元素。由于它的本源性,以及它属于较早的范畴,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本体范畴,且作为起始范畴,成为构词的基础。在古典文学语境中,根据范畴间的关系,以＂情＂范畴为基础构成的＂情～＂合成词具有各自的语义、特征及修辞功用。     

诗缘情——曾国藩诗歌初探

曾国藩一生于学问领域用功最多者是诗文,其诗文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里精确阐明:"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他的情是地道的"爱恶悲愉",他的情强调了人的本性.消除了儒家气息.忧国忧民之情、思乡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渗透于曾氏的诗歌中.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论

清末民初的"哀情小说"因其文化色彩的复杂性,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概要描述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探讨哀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有利于确立哀情小说独特的历史位置和独具的文化价值.     

论《牡丹亭》对情的塑形

在对《牡丹亭》的解读中，“情”始终是一个有效的门径。而《牡丹亭》对情的塑形是含混的。理清这种含混可以使我们对历史流逝的感受变弱，经典的不朽才得以实现。《牡丹亭》中的情是形而上的“情”；它是想符合人伦的情但又不是；情与孝的关系上作者趋于情；欲与情之间作者故意地含混。它不仅仅是对个体情欲的肯定。它通过美化“欲”，将其扩张入已被认可的“情”，由于回转又在讽刺、谐仿情。这种含混是因为晚明价值论的混乱造成的。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泛情论倾向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理论在明代中期以后表现出一种泛情论倾向,这同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中的泛爱论、泛性论明显不同。泛情论倾向的出现同中国文学史上重情的传统有密切关系。其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突出地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二是对作者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感的肯定,三是重视情趣的审美观念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