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男性价值标准下两极化的他者——《汤姆·琼斯》中女性生存状态之解读

以寻父和男性社会身份构建之间的必然联系为主题的《汤姆·琼斯》反映了在十八世纪英国这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仅仅作为他者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社会性别由以男性价值标准为唯一标准的父权制文化塑造成型，折射出一种失衡的社会权力关系。女性被动地接受着她们的社会性别，在妥协和反抗中挣扎。本文从母亲形象的缺省，对索非亚和莫莉等两极化女性形象的分析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当时这一典型的社会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射。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罗沙·科德菲尔德

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反映了美国南方女性反抗父权制社会的主题。代表人物罗沙从未走入父权制社会为女性预设的道路,她模仿男性的言说,表现出男性的社会性别特征,在理性的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颠覆,通过她的言行来挑战美国南方的父权制。透过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罗沙颠倒的言说和情感历程,阐释了罗沙的社会性别身份,从中揭示了其古怪行为、乖戾性情和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     

贾宝玉性格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分析

通过对《红楼梦》中贾宝玉性格的三个方面——对待女性的基本态度、对待"男性"和"女性"的两性观点以及对"情"的体验和感悟——层层深入的性格层面的分析,揭示了《红楼梦》中所蕴涵的反对封建父权制文化的女性主义意识。     

农村女性非农转移和流动的父权制因素探究

农村女性在非农转移和社会流动过程中相对于农村男性处于劣势 ,父权制通过性别角色分工与性别意识影响其转移和流动 ,使其处于劣势地位 ,因此要促进农村女性与男性平等地转移与流动 ,必须挣脱父权制性别角色分工与性别意识的禁锢。     

论《红楼梦》的女性视角

《红楼梦》的叙述视角是女性视角。其女性视角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曹雪芹双性同体的艺术创作特征;第二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观察点;第三是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和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欲望号街车》

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是美国戏剧史上的经典巨作,体现了父权制社会里男性的霸权、女性的悲剧、女性争取平等的意识以及对自然的认同感。《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父权制社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女性对自然的认同感源于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布兰奇的悲剧提醒社会要尊重女性,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对边缘群体的歧视,社会的发展要实现两性平等以及不同人群的和谐相处。     

暴力冲突:身份确立之途径——评品特戏剧《回家》

《回家》作为哈罗德.品特倍受注目的作品,展示了两性间权力冲突这一中心主题。追寻权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身份确认的过程。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她们的身份、欲望依赖于男性存在。分析了《回家》中女性面对男性暴力的应策,以及颠覆男权、肯定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指出女性在与男权抗争的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     

高校外语教育中的性别话语

从学科方向选择、学科知识话语以及权力结构三方面审视高校外语教育,发现女性在高校外语教育中占有总体数量上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主要是偏颇的性别刻板印象造成的,是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在高校外语教育领域的复制和延续。此外,高校外语学科知识话语及教育体系中的权力结构都表现出父权制的强烈影响。因而,高校外语教育中的女性话语很微弱,仍然被边缘化。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政治

阿特伍德的小说体现了女性的身体政治这一微观的性别政治: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女性身体是父权制凝视、铭刻与规训的被动客体。但女性身体并非父权制文化所建构的那样表现为纯粹内在性和肉体性,并非沉默的,卑贱的。女性常借助无声而有力的身体来抵抗父权制权力。女性身体的觉醒和抗争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纠缠在利用与依赖之间的性别修辞--对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一种解读

物化作为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一大叙述主题,揭示了女性自我与身体、物质与精神的多重权力关系。它昭示了一种消费性性别伦理形态的存在,并直接叩问其性别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问题。从女性主体出发的性别“利用”行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其实是对父权制的另一种性别依赖。     

权力·话语·女性——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菲尼斯小说”解读

《菲尼斯·芬恩》是特罗洛普的代表作"帕里赛小说系列"的第二部,它与小说系列的第四部《菲尼斯归来》合称为"菲尼斯小说"。特罗洛普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带有政治色彩且具男性化特色的"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劳拉太太。作者从性别视角切入,并以福柯的话语权力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劳拉由反抗——妥协——反抗三个阶段的分析,阐述了父权制社会的话语权力在她身上如何得以运作和实施,同时还可以看到在权力网络中被压抑的女性如何做出回应。这一人物的塑造不仅透出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蕴含着特罗洛普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沉理性思考。     

女性哥特视野下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解读

女性哥特将性别与体裁有机地结合,是女性作家以哥特体裁为载体、以哥特因素为手段,探究父权制社会里女性的共性问题。20世纪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充满浓郁的哥特色彩,透视出作家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权意识。本文结合女性主义视角对文本中的女性意识、性别身份、黑色幽默式的氛围和＂家＂的双重意义等女性哥特元素进行分析,探讨作品中蕴含着的对父权社会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二元对立的质疑和控诉。     

性别角色与父权制专制下的女性悲剧

通过对王熙凤和斯佳丽这两位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人物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她们都是婚姻上的失败者,原因是她们都对父权制所建构的性别角色观念进行了反抗,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揭示了导致她们婚姻失败的根源,即父权制社会构建的社会性别结构与普遍存在的男性权力中心的结合。     

“钟形罩”里的“看”与“被看”——普拉斯小说《钟形罩》的女性文化解读

《钟形罩》是美国当代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以女主人公埃斯特独特的眼光和身体洞察,感受＂父权制＂文化的虚伪、丑陋和专制,是知识女性充分利用＂看＂的权力,对不公平的社会文化的反抗和消解,是女性主体性的充分体现;而埃斯特被精神分析、监控的身心体验揭示了女性个体在＂父权制＂政治权力下的＂被看＂和被客体化的社会地位。文章从女性文化视角解读《钟形罩》文本中＂钟形罩＂意象的涵义,揭示普拉斯悲剧的社会文化本质。＂钟形罩＂意象阐释为笼罩女性的＂父权制＂社会文化的一切产物;＂看＂与＂被看＂象征了女性个人主体与社会文化权力和地位之间的关系。埃斯特在＂钟形罩＂里＂看＂与＂被看＂的权力较量彰显了女性主体性表达的强烈愿望和女性身体被政治文化客体化的尖锐矛盾。     

论前现代中国女性获得权力的途径——兼论黄蜀芹执导的电影《人·鬼·情》

前现代社会里,在父权制男权话语的严密控制之下,中国女性仅能通过三条途径获得有限的权力。前两条是女性通过成为家庭妇女(妻子/母亲)或公众女性(女演员与妓女)获得家庭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这两条途径当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与悲惨命运。第三条途径则是借助男性的性别优势,女扮男装。一方面,通过女扮男装,女性可以进入男性领域,并获得一定的公众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女扮男装却巩固而非颠覆了男权制的性别角色,会更加导致女性自我认同的困惑。中国首部女性电影《人鬼情》,既是前现代花木兰故事的重演,同时也是对这一古代大团圆故事的消解。它表明女扮男装尽管使秋芸这样的女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并不能改变女性性别文化的处境、促进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总之,在男权社会,这三条途径均未能给女性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     

难以逾越的鸿沟——论《欲望号街车》中的性别二元对立

《欲望号街车》中的悲剧是由父权制二元对立性别定位造成的。首先,已经内化了的二元对立性别定位给顺从者带来性格缺陷,造就了斯坦利和斯特拉这样的暴力男性和顺从女性;其次,父权制控制了语言,剥夺了背叛性别定位者的话语权,致使艾伦.布兰奇和格雷只能在疯癫和死亡中寻找发泄途径。性别二元对立造就的鸿沟打碎了《欲望号街车》中两性和谐相...     

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浮现》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社会男性主宰女性与男性主宰自然二者之间密切相关：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都是根植于相同的父权思想。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宣泄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对父权制不满的同时又表达了她对人类文明侵略自然的担忧和对构建人类物质与精神家园的思考,从而使《浮现》具有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     

女性主义视角下《飘》的解读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中,不管是艾伦还是媚兰、思嘉,在父权制社会中,她们始终只是一种“他者”,一直处于女性生存的困惑之中,她们无法脱离男性权力话语中心,无法改变父权社会的既定秩序,只能依靠婚姻维系着自己的社会地位。     

美国梦的幻灭与女性“罪责”

文章采取女性主义的视角,对《马丁·伊登》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细读,指出其在艺术形式上如何着意安排事件,编织出具有因果关联性的小说情节,从而建立起"男主角/女主角"这组二元对立的角色关系。这些"文学惯例"经过情节的编织隐藏在经典文本中,成为父权制社会中文学话语的基本内容之一,且不断通过"文学权力"生产着关于女性的"知识",塑造着父权制社会中被贬抑的"他者"女性形象,强化着不公正的女性身份认同。     

社会性别制度在近代女子教育中的表现分析

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对社会性别制度在近代女子教育中的表现作了系统分析,指出男性性别强势对近代女子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学实践的扭曲、异化与干扰,并深入探讨近代女子教育中社会性别制度存在的根源是父权制文化霸权,最后从明确女性教育培养目标、完善女性教育内容、探索女性教育实施方法三方面获得对当今女子教育发展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