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命伦理物的价值取向和法律调整规则

自然人由伦理价值无差别性所决定的人格平等,与物由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差别性所造成的物之不平等,将人与物的法律地位明确区分。但是,当物之财产属性与人之人格利益交叉存在于同一个法律客体上时,传统民法理论所坚持的"主客二分法"在解决此问题时则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绝对化的困境。"生命伦理物"这一概念的出现,实现了上述两种利益的完美对接,彰显了法律对于上述两种利益的尊重。生命伦理物的确立是物之财产利益与人之精神利益双重价值的统一,体现着对民法基本价值和民法发展趋势的尊重。在法律的维度下,确定生命伦理物的法律调整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离

近代民法中的法律人格制度是德国历史法学派和汇编法学派运用康德哲学对罗马法人格进行改造的成果.康德哲学先验地视人为目的的伦理要求与以理性约束自己而行为的自由要求的对立统一要求民法必须同时兼顾两者,造成了民法中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离,每个人因为先验的伦理而应当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有理性的人才能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中日传统义利观比较研究——以近代日本通俗伦理价值观与中国维新派伦理价值观为中心

本文以近代日本通俗伦理价值观与中国维新派伦理价值观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中日传统义利观的内涵,寻找两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不同特点。经过横向比较,得出日本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具有"阶层"属性、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具有"派阀"属性的结论。通过纵向比较,得出日本传统道德伦理被庶民化、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被精英化的结论。     

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性质的再思考

传统的以行为能力为前提,识别能力为核心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与民法的诸多制度和理论产生了冲突和矛盾。现代侵权法的发展为我们重新定位民事责任能力的地位创造了条件。民事责任能力属于权利能力的结论既合乎理论,又切合实际。以识别能力为基础的过责能力和作为人格内容的民事责任能力相区别才是探讨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性质的合理方法。     

人工类人格: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兼论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法学界对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主要争执点在于智能机器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包括否定说、肯定说和中间说。构成法律上的人格,须具备人体和人脑的生理学要素、意识能力和独立意志的心理学要素以及独立的社会角色的社会学要素,智能机器人尽管有一定的意识能力和意志,能够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但不具有人体和人脑,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属于人工类人格,即智能机器人所享有的、通过人工制造的、类似于或者接近于自然人的自然人格的民事法律地位,仍然属于物的范畴,是权利客体,而不是民事主体。对其现实造成的损害以及发展中的社会风险防范,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产品责任规则。     

论商法的伦理之维

伦理与法律实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和伦理的调节和规范。商法从中世纪商人法到近代商法再到现代商法的演变过程依赖于伦理道德的引导,这些因素都凸显出商法的伦理基础。商法的伦理性特质不仅体现为商人群体自主创造和发展的、彰显商人精神的商事习惯,还存在于商法精神实质之所在的商法基本原则和充分展现商法人性关怀的商法规范等商事制度方面。商法需要技术性规范和伦理性规范的共同支撑。从伦理视角看待商法是为了平衡和改变当前我国商法体系过于注重技术性属性而忽视了商法伦理属性的现状,因此,创新我国的商法制度,必须注重伦理因素的考量:一方面,确立体现商人伦理精神的商事习惯的商法法源地位,将仅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商事习惯吸收入法,在立法上承认商事习惯的法律效力,在司法上承认商事习惯可作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把依赖工具理性设计出的商法制度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将伦理精神贯彻到商法规则的设计中,不仅应检视现有的商法规范是否体现了伦理精神的要求,还应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现时代精神需求的商事伦理文化。     

《民法总则》规定的非法人组织的主体地位与规则

《民法总则》第四章规定了"非法人组织",确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为非法人组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并列于自然人和法人的第三类民事主体。确认非法人组织是独立民事主体的主要根据,一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二是反映了民事主体制度从一元到多元的市民社会发展规律;三是符合市民社会对民事主体的客观要求;四是吸纳了我国40年来的民事立法、司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面对非法人组织存在于市场经济社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其不可替代的客观事实,《民法总则》确认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将使其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古罗马法中家庭的主体性质争议及其启示

关于古罗马家庭是否以团体人格的形式来实践其主体地位,一直存在争议.罗马家庭中的家长权的主导性,使该权在成为个人所有权的观念来源的同时,也从各个方面妨碍了家庭获得团体人格.继而是罗马家庭通过解体过程而成为自然人获得独立与自由、取得个人财产的制度中介.这些都使罗马家庭成为同时代法人制度雏形的对立物,成为设计法人人格获取与否认条件时的考察对象.     

论完善我国法人犯罪的刑事立法

法人是民法中的重要范畴,是与自然人相对应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根据法人创立的目的和活动内容的不同,可以把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国家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 几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使人们愈加明确地认识到,建立健全法人制度,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近些年来,法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出来,出现了恶性膨胀的…     

探寻公共行政道德化发展的价值基础——基于制度伦理视角的分析与思考

推动公共行政现代发展的救赎之路是制度伦理建设的出场,要通过制度伦理的引导和规范来促进公务员自我道德人格的养成,推动公共行政道德化的新发展,实现人们对新一轮政府改革的共同期待。     

法典编纂与法学建构——以日本移植德国民法为视角

近代日本民法典编纂是欧洲大陆民法影响的体现,1890年的"民法典论战"是法国民法对日本影响衰落和德国民法影响扩大的标志,20世纪初日本民法学的德国化使日本在短期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民法理论体系,日本民法的概念结构以及民法理论逐渐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全方位的移植也影响了日本独立民法学的形成,移植的法概念和法制度长期与日本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影响了民法典功能的发挥.日本民法学的发展路径是特殊背景下的一种选择.     

人格与人格权关系辨析

人格权是主体为维护其独立人格而固有的基于自身人格利益的权利。人格权从性质上说是自然权利,表达的是人之为人所固有的权利。人格权奠基于伦理人格基础之上。伦理人格是人格权的基础,有伦理人格,即有人格权,无伦理人格,即无人格权。法人无伦理人格,因而应否定法人的人格权。     

自然人破产制度、个人信用体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体现,是建立个人信用的要求;自然人破产制度能够平衡和保障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维护个人信用体系,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发展个人信用的需要,是个人信用体系运行的保障,是国际规则接轨的必然要求;设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完善个人信用体系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法人概念的历史流变及匡正——历史和功能的视角

法人概念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后,其实质内涵与原初功能已逐渐为人们所忘却.我国民法理论由于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过分夸大了法人与商事组织之间的联系.从法人的历史渊源和词源演化角度而言,法人只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民事主体的代称,与独立责任制度并无直接联系.按照法人的原初逻辑和功能,我国现有民法理论中所谓的第三类民事主体的命题也无法成立.     

透视近代中国制度伦理思想的嬗变——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如何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命运选择。以奉行“仁政”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制度伦理遭遇了西方以“法治”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强烈冲击，自命不凡的“伦理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无数仁人志士对落后的封建道统进行了深刻的伦理批判，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的制度伦理思想在“破”与“立”的双重变奏中走向渴望救赎与复兴的多元重构。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再到孙中山，可以透视近代中国制度伦理思想嬗变的历史过程。     

论泰戈尔的人格追求

人格有哲学、伦理心理和社会文化多方面的涵义,包括了一个人全部的表现和追求。作家的人格,既表现在创作中,也表现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在世界伟大作家中,泰戈尔的人格追求别具一格,既体现了近代东方作家人格的总体趋向,也显示了属于他个人的特色,形成一种具有深刻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的人格模式。     

论民法上的性别观——一种历史进路的阐析

因应身份社会要求,古代民法并没有赋予女子以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这种不独立不仅表现在财产上,同时也表现在人身上;近代民法虽然在表面上赋予女子以独立的财产法上主体地位,但人身关系上的不平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近代民法作为平等法典型代表的光环。在古代民法到近代民法的转型过程之中,由于民法是或主要是交易法的特性的影响,民法对"人"的态度往往只能局限于忽略性别差别的"抽象人"的理解,"人人法律地位平等"并不意味着民法深刻贯彻了男女平等的意旨。在现代社会,随着男女平等人权运动的发展,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需要民法在财产法与人身法领域作出制度性调适与安排,以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     

儒家伦理与当代职业道德建设

职业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儒家伦理的视角出发,探寻其中有益于当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内容。通过分析指出,儒家伦理对道德人格的培养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起点和切入点,为当代社会提供了职业道德理念,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其现代价值不可低估。     

民法的人文关怀

比照近代民法以财产法为中心,现代民法强化了人文关怀,主要表现为从以财产法为中心到人法地位的提升,并广泛体现于民法中主体制度的发展、人格权的勃兴、合同制度的发展、物权法的发展、侵权法的发展、婚姻家庭法的发展等各个方面。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以人文关怀构建价值理念,注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充分保障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爱。基于这一理念,在中国未来民法典中有必要增加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编。在中国民法的适用等方面更应强化人文关怀。     

中国民法的创生

现代意义上之中国民法的产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从世界史和中国史的角度看皆是如此。但是,20世纪之中国,前五十年战乱频盈,次三十年政治运动迭起。欲透过这杂乱纷呈的时空看清中国民法的创生过程,确非易事。本文即是用心于此,欲从形式词源到实质内容厘清中国民法在近代中国生发长成的大略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