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半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提升路径研究

“半熟人社会”是以社会学概念“熟人社会”为基础，基于现代化发展和乡村社会实态，对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特征作出的概念性表述。“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环境特征会对身处其中的农民在社会意识及行动逻辑方面产生影响，其中既含导致农民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主体性不足的消极条件，同时也存在可以增强农民主体性的重要资源。由此应从重塑“半熟人社会”中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入手，加强乡村组织建设、汇聚人才资源，不断提高农民主体的组织化水平以及自身综合素质，避免乡村建设陷入农民主体缺场的困境，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英语新词后面的公司文化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总是忠实地反映着使用该语言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同样具有时代性。通过对英语新词的研究可了解现代西方公司人的行为习惯以及影响这些行为的理念和价值观,能帮助人们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信息,同时也进一步论证语言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后现代性视野下网络亚文化正、负效应透析

作为亚文化的一种最新形态,网络亚文化是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及其超功能运作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文化现象.它具有交互性、娱乐性、开放性、虚拟性和叛逆性等五个方面的后现代性主要特征.对于网络亚文化的正、负效应,不仅应该辩证地看待,而且应该区别对待.疏导和治理相结合,是推动网络亚文化走向正常、健康发展的最佳途径.     

交通文化刍论

交通文化属于亚文化范畴,具有极其鲜明的部门乃至行业特色,也具有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狭义）＂四位一体＂的综合价值。交通文化因其特色具有其他部门鲜能匹敌的软化、沟通乃至整合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良性变迁的＂之间性＂品格。因此,研究交通文化的生成机制、特征、品格、价值、生态机制和未来发展路向,对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无裨益。     

集市: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以胶东P市为例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对农民而言,集市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生活圈,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赶集路上的交往。这种跟同村的路伴儿或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交往,既巩固了原有的熟人关系,又扩大了原有的社交范围。二是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除趁赶集走亲访友外,村民通过固定市场交易还会建立起一种半熟人关系,这种交往甚至会延伸为在生活上的互助。三是茶铺资讯传播与休闲。茶铺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也满足了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要。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日趋衰微的集市恢复其社会功能,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所面临的危机。     

西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基于云南富民县芭蕉箐村实地调研分析

在民族地区的农村社会,乡村社会治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以组织和伦理为规范的宗教信仰,常常作为一种天然的社会秩序和规则约束他人。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传统民间亲属又是熟人社会的具象表征,二者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芭蕉箐作为一个宗教力量比较显著,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具有熟人社会特质的典型村落,其乡村社会的运行及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基层民主管理——村民自治为切入点对芭蕉箐深入调查,讨论宗教力量、传统民间力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汉语绰号的社会文化价值

摘要：汉语绰号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命名规律和使用特点，有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作为社会现象，绰号是个 人形象的标识，是社会历史变迁的镜子，能创造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作为精神文化，不断取材或融合各种文化元素的绰号是 人们品评表情的手段，折射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也是语言魅力的艺术展现，为文学作品增色添彩，传达人们的审美 情趣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

政党文化既是一种政治亚文化,也是一种组织文化.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包含有意识形态要素,制度规范要素,标识性要素.它们构成一个系统的亚文化,具有整合组织资源、薰陶党员素质、获取政治合法性、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等功能.     

当代主流文化与亚文化通融建设的影响与发展研究

青年亚文化是相对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导文化而言的次文化,常常以一种先锋、独特的风格回应主导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要求。伴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青年亚文化在各领域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于主流文化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青年亚文化的特征、发展现状以及对主流文化建设的影响和两者互通互融的作用,提醒在加强主流文化建设的同时,重视对青年亚文化的引导和管理,实现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共存。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精英博弈与乡村民主的发展

目前乡村精英已经成为村庄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体,但个体间存在着利益的分化,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博弈形式,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本文依据社会学行为视角中的博弈理论,从乡村精英内部以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博弈行为入手,分析他们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民主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乡村社会两类文化的博弈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江汉平原L村的调查为例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现代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现代性知识对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乡村文化不断进行挤压和冲击。两种文化的互构与博弈对乡村的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以江汉平原L村为调查对象,以L村的水改事件为例,具体分析了这种变迁对村治的影响。     

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     

云南石屏县水瓜冲花腰彝的村落文化

花腰是彝族中的一支,他们属于典型的山地农耕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其村落文化除具有一般农耕民族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本民族的一些特质:随和、自由与约定俗成的婚恋文化,顺应天时地利的建筑文化,娱神娱人的宗教文化,古朴功利的生态文化。     

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

当前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已经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对村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村内混混逐渐取代传统型＂头面人物＂,成为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混混在村庄内部与熟人相处时,不再遵循传统的人情和面子原则,为了利益而不断走极端,动用暴力和暴力威胁;乡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胁,也日渐嵌入村民与人相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都表明,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发生了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