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古今居民种族类型的比较研究

根据古人类学和今人类学资料提供的线索,东北亚洲是蒙古人种形成、分化和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北亚和东北亚三个区域性类型的形成均与该地区有关。对收集自中国东北地区、分贝加尔、东西伯利亚、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高原、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等地的36组古今居民颅骨资料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东北亚地区古代居民种系成分的主体是“古东北类型”和“古西伯利亚类型”。这两类种系成分对该地区近现代居民的人种构成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周边地区对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从河南古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谈起

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的融合性是贯穿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主旋律。河南古玉文化从不发达到走向繁荣,是接受来自东方、南方和北方玉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受到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中原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一。     

四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

本文讨论云南开远、禄丰、元谋和保山的古猿在人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通过与人类起源有关的中国古猿、南方古猿和西瓦古猿的时空分布、形态特征及有关学科研究的新材料的分析研究，认为西瓦古猿是猩猩的祖先，南方古猿可能不是人类祖先，中国古猿则很可能是人类祖先，滇中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人类发展的阶段为中国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试论青海伊斯兰教文化圈

<正> 引言 所谓文化圈,是指由一定的生物性成份、地区环境成份、民族文化成份、历史沿革成份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空间,是特定历史、地区、文化当中许多个人对文化实践的总和。 青海是一所文化的富矿区,在这里,先后汇聚并形成了好几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先是古羌文化,后来出现了藏族草原游牧文化,汉代以后中原汉族文化涌入,魏晋以后塞北东胡文化移入,尔后,佛教文化在这里得到了传播,阿拉伯、波斯商人通过丝绸     

巴文化西播与楚文化西渐

对巴文化起源、发展和兴盛的历程考古学分析,发现巴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由西向东播迁的总体趋势。同时,伴随这一过程的还有楚文化在重庆峡江地区的出现,其西渐的态势反映了巴、楚势力的消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兴衰历程。     

“二重证据法”与夏周、黄帝族源问题

对夏周乃至黄帝族源的考察,不能忽视广袤的中原地带,在上古观念中,这里是天下之中,但对古中原的认识,亦不能局限于河南一隅。夏周是黄帝后裔所建的王朝,两族的早期起源应在河南的郑洛一带。早在黄帝时代,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和正统观念已经萌芽,不能离开古中原地区来探讨黄帝族的起源,豫陕晋交界地带是黄帝族群的分布区域,在考古学上相当于庙底沟二期,但龙山文化早期特大型聚落和墓地的阙如,制约了对黄帝时代文化的深入探讨,应加强对这一时期考古的专门性发掘和研究。     

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稻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粮。目前全球稻谷有90％以上在亚洲种植和消费。关于人工栽培稻的起源。国内外学者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美国遗传学家R·C·金认为,水稻起源于热带亚洲。我国南方广大地区气候湿热,雨量丰富,有足够的热量资源和水利资源,适宜水稻生长,国外学者因而提出了我国南方是水稻发源地。我国著名农学家丁颖认为,“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     

一个隐含藏族起源真相的文本——对藏族始祖传说中“猕猴”与“罗刹女”含义的释读

猕猴与罗刹女交配繁衍藏人通常被看做是有关藏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本文对这一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认为此传说并非神话 ,而是藏族的重要祖源传说 ,是关涉藏族起源真相的具有实际含义的文本。文章指出 ,传说中的“猕猴”与“罗刹女”是血缘图腾符号 ,“罗刹女”种系人群应为藏地土著 ,“猕猴”种系人群则出自东部横断山区 ,二者结合的传说实际上隐含着远古两地氏族之间的联姻。这一内涵与藏文史料中关于藏地最初四大或六大氏族中曾存在藏地腹心地区同横断山区氏族相互联姻的史实记载一致 ,二者逻辑结构、族群背景与地望均完全对应。文章还对此传说在藏族起源研究上的价值及所预示的新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     

中国早期铜镜的类型、流布和功能

中国境内的早期铜镜包括具钮镜和有柄镜两大类,历经夏至早商、晚商、西周和春秋四期,类型逐渐完备,具钮镜下的单钮镜作为早期铜镜的主体,呈现出由几何纹镜经素面镜向动物纹镜发展的趋势。中国铜镜最早出现于甘肃、青海和新疆东部地区,晚商时已出现地区间的影响和交流,中原和新疆成为其分布重心,春秋时期中原、东北和新疆正式形成了本地的用镜系统。河西走廊至新疆东部地区应是探寻中国具钮镜起源的重要线索地。有柄镜源自西亚北非,西周时传入新疆和河西走廊。功能方面,早期铜镜一直作为梳妆用具,兼作配饰,亦曾是宗教法器和等级地位的象征。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发展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少数民族内迁中原,中原地区的汉族纷纷南迁,在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形成了杂居共处的局面。改变了各民族传统的分布格局和经济生活。在长期的交融过程中,北方形成了以异源同流为民族融合特点的民族发展格局,南方则形成了以同源异流、异源同流为民族融合特点的民族发展格局。在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汉族进一步发展壮大,汉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为隋唐时期更高层次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国古泮池遗址今何在——基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

据《水经注》等古文献记载:鲁泮池、泮台与汉太子钓鱼池、太子钓鱼台同在鲁故城西南部,地理位置相近,但却分属于不同的古建筑群遗址,形状也尽不相同。明中期衍圣公孔弘绪与孔弘泰分别在太子钓鱼池遗址和古泮池遗址上修建有南池别墅(又名南溪)和东庄别墅(又名东池)。明正德、嘉靖年间"移城护庙",新建阙里城东墙恰好从太子钓鱼池和古泮池中间穿过。太子钓鱼池留在了明城内,古泮池则被隔在了明城外。清乾隆年间,在明城内太子钓鱼池遗址上修建"古泮池行宫",乾隆帝"古泮池证疑"将其地定为古泮池。由此古泮池与太子钓鱼池张冠李戴,明城外真正的古泮池遗址再也无人问津。     

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利益冲突实证研究

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中原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群。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原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在产业、市场等方面产生了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严重影响中原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健康发展。文章利用库仑定律,构建了城市群利益冲突模型来测度中原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利益冲突,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巴文化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开发

长江三峡地区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起源地之一,从地理方位、自然条件等来看,这块地区是远古巴人的发源地。巴人和巴文化的典型特征或表现形态是＂巴风巫韵＂,而巫文化最早则起源于巴人的制盐术,并与女性分不开,它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积淀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构建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的过程中,整个长江三峡地区都应该确立＂巴风巫韵＂的历史文化基础。而巫山则处于＂一肩挑两头＂的核心地位,因此,必须进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发,才能使巫山真正成为长江三峡旅游的文化象征和情感归属之地。     

贵霜帝国及其文化研究概述

贵霜帝国是由大月氏西迁中亚以后建立的,与两汉时代的中国关系密切。从大月氏最早的活动区域到贵霜帝国版图最大时,包括了中国西部、中亚和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区域内,多种类型的文化先后存在。论述贵霜帝国及其文化研究,对于从文化角度宏观把握古代民族和国家关系提供了新的参考。     

《西洲曲》与南北朝长江军事分界线——兼论《西洲曲》的创作时代

《西洲曲》爱情故事与南北朝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变动密切相关,当长江南北之间交通自由时,江北男子曾到江南与江南女子相恋,后来长江南北之间交通断绝,双方不能见面、通信,唯有隔江相思。南北朝之间边境防守严密,禁止通行,故可称之为南北朝军事分界线。南北朝时,只有梁末至陈代前期（549～573）及陈代后期（579～589）,长江两次成为南北朝军事分界线。《西洲曲》爱情故事的历史地理背景,当为梁末至陈代前期或陈代后期江北地区属北时的长江下游地区。《西洲曲》声律有局部粘对,亦与梁陈时期近体诗声律发展到局部粘对甚至全部粘对相一致。从《西洲曲》的历史地理内容及声律看,《西洲曲》当是梁末至陈代的作品（549～589）。     

太湖环境对江南文学家族演变及其创作的影响

江南地区自中古以来就渐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薮,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辉煌源地。对于这一突出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做出阐释。而要理解这一地区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上何以形成巨大的创造力,是不能忽视江南的文化地理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土的意志——20世纪80、90年代的"晋军"、"陕军"现象

山陕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各领风骚10余年,已构成一种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现象.山陕文学的崛起是先秦文化和汉唐文明在当代的复兴形态,也是对古代地域性优势文化的另类纪念方式.山陕文学都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两地作家均表示过对亚细亚农耕文明具有发言权,对生命力的强烈关注,构成了两地文学的一致惯性.深厚的黄土文化与黄河文化情结是两地文学的另类特点.两省地域文学和文化也有不同之处.山西文化包括了雁北忻州地区的佛教文化区、晋中地区的晋商文化区以及晋南地区的黄河文化区.陕西文化也分为陕北文化的黄土文化区、关中一带的巫道文化区、陕南的川蜀与长江文化的交汇区.陕西文学的宗教归依是神道与巫觋文化,山西文学的宗教支点在于儒家与法家思想.山陕地域的文学和文化共同继承和发扬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延续了黄河文明的强大文化自信力,同时,两者共同勾勒出了一种混沌蛮荒的北方意志,为北方腹地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文化性探索和精神层面的揭示.     

采莲探源

“采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常见主题之一。从发生的时间上看,采莲分为秋天的“采莲子”与春夏之交的“采新莲”;文学作品中的“采莲”,多为描绘春夏之交的采新莲。从发生的地域上看,“采新莲”最早产生于古代荆楚“江南”地区,是古代江南地区的端午民俗,以后才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