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玄》赞辞与《易经》“古歌”的若干关系

《太玄》八十一卦,每卦九则赞辞共计七百二十九则。赞辞取象密集,围绕卦名展开,句式和音韵上,《易经》不少是整齐的、押韵的,具有一定的诗性特征;衍《易经》的《太玄》以三言、四言句为主,整齐有致,音律和谐,同样富有诗性特征。手法上象征贯穿《易经》始终,《太玄》赞辞也不例外,物象、事象都是象征性的隐语。语辞层面,《太玄》古奥的特色是对《易经》"古歌"的赓续,两者一脉相承,有的赞辞生活化气息浓厚,则是对《易经》"古歌"的新变。     

“乾”“坤”经文与《尔雅》

《易经》是中国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易经》又是一套符号系统,用卦象来代表具体事物或特定状态,然后借卦象的组合与变化,指涉未来的发展。《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本文仅选取《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乾"坤"二卦经文,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正义》为底本,重点选取《尔雅》词义与多个通行注本作简略比对校读,通过观察同义词语变化现象简要总结词语历史演变规律。     

司法审判的《易经》探源——革卦新解

一般人认为《周易》革卦是讲“革命”的,认为革卦的卦义含有变革、革命的义蕴。但具体考证,革命一说乃《易传》对革卦的发挥,革卦本义中并没有革命的意思。《易经》革卦主要是关于司法审判的筮例。     

论八卦之“象”

学术界一般认为,《易经》原始八卦说是一套朴素唯物主义的万物本原说。他们说,八卦是上古人们从无数的自然物中挑选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用来说明构成世界的物质基础的。而在这八种自然物中,天地又是生成万物的总根源。一些学者说,这种思想,至迟在殷周之际已经产生。但是,我们知道,《易》分经和传。《易经》六十四卦是根据大量的占卜记录编纂而成的。《易传》则是战国未至汉代的学者们对《易经》的阐释。这就产生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其一,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象征世界万物并代表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是不是《易经》成书时乃至筮占产生时的观念?换言之,八卦之“象”是不是《易经》所固有的?其二,八卦说是不是殷周之际的万物本源说?笔者以     

奥巴马“以敬终吉”的交感传播思想

无论听众的政见是否一致,美国奥巴马总统的演讲往往能抓住听众的心,令人心悦诚服,从而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其演说因此常被当作经典传播文本。有效的传播无疑首先取决于内容,正所谓"内容为王",但传播手段或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有意思的是,奥巴马的传播思想与《易经》思想存在高度的契合。《易经》中的《需》卦阐明了如何用以柔克刚法则摆脱困境的道理。该卦写道:"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意为见到     

论《周易》中蕴涵的古代早期形象理论

现存《周易》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六十四卦的卦辞(包括卦画、卦名)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称为《易经》;另一部分是《易经》的最古注解,共十篇,统称为《易传》(旧称《十翼》)。这两大部分的著作时间和内容的性质都不相同:《易经》是西周初期的占筮书,但六十四卦及某些爻辞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易传》是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学者借解释、论述《易经》来发挥他们对宇宙、人生等问题看法的言论汇编。它们的内容的性质虽然这样,但《易经》卦画的“象”和爻辞的“象”,确实是一种借物象作形象性譬喻的表现方法,《易传》中关于《易》“象”的某些论述,也确实     

基于耗散结构视域的《易经》机理解读

为了深入地理解和诠释《易经》六十四卦的内涵,将《易经》六十四卦置于耗散结构理论视野下,指出《易经》六十四卦是一个开放性系统,论证与阐述系统内的阴阳的消长是如何促进系统的熵与负熵不断地进行增减,最终使系统不停地由无序走向有序,从有序走向新的有序,这对深化和发展易学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易传》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易传》(包括《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相传是孔子所作,实际上是出自儒家后学之手。《易经》是一部卜筮书,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则是儒家后学以解释《易经》为名,发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所形成的一部论述世界本源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     

论《周易》中蕴涵的古代早期形象理论

现存《周易》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六十四卦的卦辞(包括卦画、卦名)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称为《易经》;另一部分是《易经》的最古注解,共十篇,统称为《易传》(旧称《十翼》)。这两大部分的著作时间和内容的性质都不相同:《易经》是西周初期的占筮书,但六十四卦及某些爻辞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易传》是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学者借解释、论述《易经》来发挥他们对宇宙、人生等问题看法的言论汇编。它们的内容的性质虽然这样,但《易经》卦画的“象”和爻辞的“象”,确实是一种借物象作形象性譬喻的表现方法,《易传》中关于《易》“象”的某些论述,也确实是对这种表现方法作出的理论概括,蕴涵有     

《易经》成书年代新证

《易经》究竟成书于何时，是关系到正确认识、研先、评价《易经》的重要问题。本立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易经》最后成书当在春秋早期。文章着力于内证，在六十四卦中远出益卦、旅卦、鼎卦三个具有代变性的卦，作为考察对象，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别从《易经》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商业和日常生活用具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其结论是：益卦六四艾“为依迁国”是指西周末年郑国东迁之事；诱卦所触及的远地行商具备西周末年，尤其是春秋早期，远地行商刚刚起步、正待风行的时代特征；鼎卦中的鼎，究其形状和铸造方式，显然属于春秋早期，而它能作为一般的煮食之器出现在依神而存的《易经》里，更是春秋早期礼制遭到破坏的结果。     

风水与居住健康

<正>风和水,原是《易经》八卦之中的巽卦和坎卦的象征物。《易经》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分阴分阳的,也是阴阳互补的。世界可分为天、地、人三个层面,通称为"天地人三才","三才"也全都是阴阳并补彼此可以组合成八卦。八卦的乾、坤、艮、兑、巽、震、坎、离,即为构     

论《易经》之门户与人生之哲学

《乾》《坤》二卦乃是《易经》之门户,是众卦之母,包含了生生不息的重生思想、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易经》既是中国古人的巫术之残留,也是哲思之原点,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指导意义。     

《易经》：从“鬼谋”到“人谋”

"鬼谋"、"人谋"之语出自《周易.系辞下》。"鬼谋"之义,系占问于鬼神以求决疑定谋。关于《周易》的性质,历史上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周易》是筮占之书,一派认为《周易》是说理之书。实则,《易经》作为中国文化元典之一,是一部系统模拟、效法"世界之理"的书,重卦形式是它的理论模型。每一卦一个主题,由卦爻辞的显性语言与易卦结构的隐性语言相结合,构成六十四篇阐释"世界之理"的精悍短文,立论通达,逻辑严整,面面俱到,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道德的教诫。整部著作完全是"纯理性"的分析,其中没有任何"天启"或"神意"的成分。故此书乃是"人谋"之书,而绝非"鬼谋"之书。在这个意义上,周人的《易经》文化相对于殷人的卜筮文化而言,是一次理性的飞跃发展。     

《毛诗秘义》绪言(节录)

一、《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谜语诗集《易经》以隐语作辞，言不尽意，须言外求意。《诗经》根据易卦而作，每篇诗必以易卦为谜底。读诗者须从言内的诗辞求得言外的诗意。言外的诗意本于易卦。易卦的排列，井然有序。由卦序以求某诗而知其旨意，不啻按图索朗。《易经》《诗经》同以隐语作辞，采取象征文学的手法，读者只知有象而不知其所象之物。盲人摸象的寓言，固可用之于言《易经》，亦可用之于言《诗经》，于是汉儒董仲舒有“易无达占”和“诗无达信”之说。《诗经》既本于易卦而作，其所取象自当同于《易经》。究竟《易经》所取何象？答曰…     

《井》卦新探

本文通过对《易经·井卦》卦爻辞的解析,阐明了“井”卦的“法治”义,论证了以往以水井为卦象立说取喻之非。     

《易经》欧洲早期传播史述

易经》早期译介者既有传教士如利玛窦、金尼阁和白晋等, 也有非传教士人物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认为《易经》的六十四卦图类似 于他所发现的算术二进制,尽管二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但在传播目的 和策略上却跟其他传教士一脉相承。《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客观 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 开始在欧洲生根发芽。     

君子的睡眠

《易经》《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就是说如果一人他是个君子,德才兼备,人五人六,这时候他绝不能松懈,必须“朝乾夕惕”,     

浅谈&lt;&lt;易经&gt;&gt;对我国文学的影响

西周时,把已成书的《周易》──《易经》六十四卦每卦每交都作解释,叫“卦辞”和“交辞”。为使人易懂,《易经）的这些“交辞”,都用文学语言、散文、韵文的形式写成;就其内容,则反映了当时生活上的婚、丧、嫁、娶、耕、牧、渔、猎;在社会结构上反映家庭＼法律;在战争上反映胜利与失败;在宗教上反映神鬼与人的关系等等。虽然成书于统治阶级文人之手,历史上一般都说是周朝文王整理编写的,“西伯囚而演（易）”。统治阶级用它卜资被统治的人们也相信它。《诗经·氓）中不是那个”氓”,在结婚之前,还占I一卦,卦象吉利,才成婚的…     

对掐

《易经》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有八种关系,变成64卦,整个宇宙就都有解了。所以,受传统文化洗礼的八卦爱好者,仅仅关心谁和谁又上来床,谁和谁又走了光……是不够的,更要从这些上了床走了光的事件表面挖掘出人性的闪光点。     

绎理与训义:论朱熹和高亨对《系辞》的阐释原则

中国自汉以来就确立起了一套古代作品阐释传统,但是文随代兴,时移事变,先前的阐释传统被不断突破,新的阐释原则也因之相继出现,对于《易经》的阐释尤其如此。考察《易经》的阐释学史,宋初是一大转关,而上世纪前期"古史辨派"的兴起也昭示一变,此文分别捡取这两段新变中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高亨对《易经·系辞》的阐释,依据二人具体的解《易》文本,来对比他们的阐释思路并揭示出各自相应的阐释原则,分析二人因时而"变易"之原则背后各自所坚持的"不易"之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