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是元杂剧中的典范之作

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是臧懋循根据当时民间流传的“坊本”选录,传刻过程中少有染指,今本是忠实于原著的。结构上四折加一个楔子,全剧概由旦角窦娥一人主唱到底,严格遵守元曲体制,而且戏剧性很强,语言本色。无论是结构形式,还是表现技巧,《窦娥冤》都堪称元杂剧的典范。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窦娥冤》三考

一、《窦娥冤》创作年代考 关于《窦娥冤》的创作年代,学术界有个一致的看法,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之后。 例如: 吴晓铃《关汉卿戏曲集·编校后记》:“《感天动地窦娥冤》排在最后,是由于肃政廉访使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设立的。”     

窦娥斗争性格浅析

悲剧《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关汉卿的晚年剧作,是他现存十七本杂剧中最优秀的代表作,而且历来被推崇为元杂剧之首。剧本通过年青寡妇窦娥备受欺凌含冤而死的悲剧命运,广泛而深刻地揭露批判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时通过窦娥从“顺民”到“叛逆者”的觉醒过程,异常强烈地鼓舞了被压迫者的斗志。它是我们认识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窦娥冤》所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被人称颂,并誉满中外,主要的一点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剧中女主角窦娥形象。窦娥是被压在     

《窦娥冤》新议

一公元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叶,我国古代戏剧史上,出现了杂剧兴盛繁荣的局面。关汉卿,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杂剧作家。他写了六十七个剧本,其中《感天动地窦娥冤》,则是他的代表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曾高度评价《窦娥冤》说:“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试论悲剧《窦娥冤》

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并称为元代两大社会悲剧。近代评论家王国维在论及这两个剧本时,认为“即列之世界大悲剧中,亦无媿色”。诚然,它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四大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雅典的泰门》)可以并肩媲美,并且先于其三百多年,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赵氏孤儿》写战国时代晋国统治集团内的宫廷斗争;而《窦娥冤》写元朝统治下的人民悲惨命运。两剧虽然反映生活的角度不同,但都是元代社会现实的缩影。这里仅就《窦娥冤》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个不容诋毁的“灵性”

在现存的十八部关汉卿杂剧中,涉及到“鬼魂”的有两部:一是取材历史的《关张双赴西蜀梦》;一是取材现实的《窦娥冤》.由于关、张是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因而,尽管他们在全剧中都是以“鬼魂”出现的,但一般说都还是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并肯定它的悲剧效果;然而历年来对《窦娥冤》中的“鬼魂”却产生了异议,诋     

旦本元杂剧寡妇形象分析

元杂剧分旦本和末本,以女性角色主唱的为旦本。旦本杂剧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作为封建贞节观最为关注的人群——寡妇,在旦本元杂剧中仅有《感天动地窦娥冤》、《望江亭中秋切鱼会》两部作品。从数字上虽较单薄,但两部作品却较全面地反映了元代贞节观的两重性。     

冲突的起源——《窦娥冤》的戏剧性

《窦娥冤》的悲剧强度比起欧洲的经典悲剧来说有其天然的缺陷,它应属于中国式的苦情剧,即表现的是非对称的对抗,正义的一面经历过重叠性的灾难后导致毁灭。这种苦情剧对整个东方戏剧都有影响。《窦娥冤》还是元杂剧灾难剧的经典,全剧涉及多重灾难,具有灾难剧戏剧元素。《窦娥冤》也是公案剧的典型,演示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逐猎场景,表现了人类群体意志的动态较量过程。所有这些都是以冲突为核心的,冲突场面构成了《窦娥冤》独特而丰富的戏剧空间,对冲突的充分利用,展示了关汉卿代表性剧作对戏剧类型化的有意义尝试。     

中国古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元明清几部戏曲作品中典型人物形象的探析

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历程充满着艰难与不屈。从《窦娥冤》中的窦娥，到《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再到《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可清楚地看到这些主人公在争取自主的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轨迹是多么动人，她们自我意识觉醒的历程漫长而艰辛、精彩而生动。     

从说白看明本元杂剧的可靠性问题--以《单刀会》为中心

说白简略甚至没有说白的元刊本,与说白丰富的明本到底哪一个更接近于元杂剧的原貌?本文通过对《单刀会》元刊本与明本的比较分析,证明明本所多出的说白不可能是元剧所原有而被元刊本删落的部分,而是后来窜入的;以明本———尤其是其中的说白———作为了解元杂剧的依据是不可靠的。     

《中州集》版本及流传考述

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最早的版本是蒙古宪宗五年新刊本与元至大平水曹氏进德斋刻递修本;明代有宣德广勤书堂本、弘治李瀚刻本和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代有四库全书本、光绪读书山房本;民国间有武进董氏诵芬室影元本,四部丛刊本和中华书局排印本皆影诵芬室本.另外,《中州集》在日本多次翻刻刊行,后出转精者为近藤元粹评注本.     

《瀛奎律髓》元代版本考

《瀛奎律髓》是元人方回所编的唐宋两代律诗的选集,对学习诗歌创作大有裨益,故成书之后,版刻甚多。明代后期至清代的版刻情况,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较多,研究者也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其早期的版本情况,学者们争议较大。本文搜集、整理了有关《瀛奎律髓》元代版本情况的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元代成书之后,本书或有版刻,但早已不传;而今人文中所提到的“元刻本”,其实为一明代刻本。     

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

晚近著名学人就元杂剧版本问题多有论议,并由此贬抑《元曲选》,大抵发生在1915年《元刊杂剧三十种》被影印、便于学人利用以后。1938年,明人赵琦美脉望馆所藏抄校本元明杂剧二百多种发现以来,元杂剧版本问题更受学人注意。《元曲选》的编选者臧懋循师心自用,改动曲文,招致批评,是为事实。但此类批评不宜绝对化。与诗文流传情况不同,戏曲剧本在传播过程中常遭艺人改动,讨论元剧版本时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当更切合实际。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

明代,李白集之刊布盛况空前,不仅各种宋、元版本得到大量重刻,而且明人自编的各种选集、评注本纷纷涌现,共计达58种之多,不少版本屡经补订,影响深远,成为李白诗文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文献基础。系统梳理其源流、刊刻、传播及兴盛原因等情况,对构筑明代李诗接受史有重要意义。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署唐人刘肃撰的书籍,今传世者有<唐世说新语>和"<大唐新语>"两种,但二者内容相同,显是同书异名.那么,此书之原名是<唐世说新语>抑或是<大唐新语>?迄今为止,一般均认为<唐世说新语>为<大唐新语>的异名.但是,经笔者考察论证,现所存显然是<唐世说新语>,而<唐世说新语>实是明人伪造的一部书,并非刘肃原撰的<大唐新语>.     

戴良别集版本源流考辨

戴良别集一名《九灵山房集》，一名《九灵山房遗稿》。《九灵山房集》今存单行本有明正统十年刻本、清乾隆三十七年重刻本等，丛刊本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金华丛书》本等。《九灵山房遗稿》单行本有清同治十二年重刻本，丛刊本有《金华丛书》本等。戴良别集诸多版本其实一个来源，即明正统十年原刻本，其余各本皆由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