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及其社会后果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关系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农民增收的外部空间逐步打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民增收目前还受到土地制度、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劳动力市场制度、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制度建设的不足和贯彻不力,其不良社会后果将会给农民的增收之路带来重重困难。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带动乡村"——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

由于是一个农业、农村和农民大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点在农村,并以农村为动力源.但"三农"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有赖于工业和城市发展.20世纪,农村和农民为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将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带动乡村"的转变.其带动机制主要有财政、就业、资本、信息和制度带动.而要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必须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着力于强化城市的自我创新能力.     

关于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思考

加快农村法治建设进程,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必要保障.我国的农村法治建设仍然存在农民法律意识落后,农村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监督救济不力,司法不公正等问题.为了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应全面贯彻法治原则,在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基础上加快农村立法建设,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功能定位、发展路径与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实施的纳费型养老保险制度不可能建立起覆盖全体农民群体的保障制度,非纳费型养老保险制度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制度基础和必然选择。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应形成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等的良性互动,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农村财政支持、农村金融发展、资产建设计划、农村教育投资、农村反贫困计划等整合发展动力机制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在于开发人力资源,但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农村教育与农民培训资金匮乏,人力资源开发目标偏离,人力资源绝对数量大但素质偏低,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瓶颈,只有规范农村教育与农民培训,加大资金投入,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才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快速健康高效地发展.     

"三农"问题与农村文化建设

农民素质高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而农村文化建设薄弱,农民文化生活匮乏,客观上制约着农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和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图书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试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职业化问题

农民职业化问题的实质是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化问题.农民职业化的推进,对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当前,加速推进农民职业化的当务之急,是构建农民职业化制度,包括人力资本归农制度、农业园区经营制度、农民教育培训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     

农民主体意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转型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强调农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协调合作。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农民的主体性缺失以及农民主体性实现缺乏应有制度保障、建构主体社会责任的缺失等问题。但以往研究并未对此给予足够关注。因此,可以考虑从建构主体社会责任意识强化、农民主体性实现及制度保障等角度做进一步研究。     

农民经济行为的二重性与土地制度建设

建设具有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积累和土地资金投入,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功能的土地制度,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而进行土地制度建设,必须从目前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出发,着力于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民的经济行为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土地制度只有适应它的要求,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深入考察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农民经济行为的性质、特点和内部矛盾及其与土地制度的关系,才能把握土地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制度构思和实施方案。     

和谐的努力与幻灭——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危机四伏的社会.对此状态较为平和的求解之道是农村矛盾向城市的转移,即在城乡互动的层面上求得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这就是延续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农民离村".而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则是以追求和谐农村建设为目标的积极的尝试与努力.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保障村民自治权的物质基础

村民自治权的保障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尤其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服务体系,村集体经济在保障村民自治组织正常运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保障村民自治权的重要支柱。     

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上虞戴家村“四不出村”工作法为例

上虞市戴家村的基层组织和干部根据村庄实际,回应村民需求,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创造了"四不出村"工作法。即群众办事不出村、矛盾调解不出村、信息咨询不出村、致富求助不出村。这一创新构建了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建立了需求导向的农村社区服务运行新机制。既体现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工作重心由管控转向服务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向,也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回归和拓展。     

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昆明城中村改造后“村民”就业培训思考

昆明的城中村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承担了廉租房的重任,降低了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但也给昆明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改造城中村是昆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政府应重视城中村改造后“村民”的就业培训。对村民的就业培训要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就业为宗旨,要注重培训内容的区分和质量的保证;也要采用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     

区域资源优势发挥与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探讨——以宁夏隆德县杨店民俗文化旅游村为例

杨店民俗文化旅游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利用村庄地域优势和政府政策支持,不断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发展,改善村庄的硬件服务设施,致力于提高村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并在村庄经济社会发展中,转变发展观念,更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与当地的民俗文化资源相结合,走出一条兴村富农的新路子。对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模式的转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权力博弈

作为传统的一把手,村支书一直执掌村中决策和管理大权。然而随着村民自治在农村的强力推进,村委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村民直选的村主任作为村庄的法定代表,要扮演“当家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传统村庄权威村支书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即政务村务治理权的力量博弈。实际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协调与否,不仅同各自的权力来源和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个人影响力有直接关系,而且同现实状况关系密切,博弈结果因而呈现多样化。     

城中村社区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以天津市S社区为例

在农村现有治理制度框架下,普通村民处于社区权力结构的最底层,虽然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程度等,较实施村委会选举之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总体程度和水平远远不够,普通村民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了解当前城中村社区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现状,并对其潜在的政治能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有效调动普通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对规范城市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的政治生活,提高我国农村群众的政治参与水平与程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集体所有、村委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

村民是否有资格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是当下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在实证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法院都把集体财产处分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对村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而且,不管法院是肯定还是否定村民的原告资格,都分别隐含了把集体财产等同于村民共有财产,或者把"村"定性为私法人的理论错误,充分暴露了村民原告资格在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困境。实际上,对依据法律和政府行为设立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我们只有把它定性为大陆法国家行政法上的公法人才是准确的。一旦恢复"村"的公法人面貌和地位,把村委会处分集体财产纠纷纳入行政诉讼,集体财产的均等分配性特征使村民个人和集体财产之间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每个村民对集体财产处分行为就都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