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5年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单独一孩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9.5%,普通一孩家庭为32.2%,较以前有所下降.前续调查对于是否生育二孩表示"说不好"的人群中,追踪调查显示大约60%倾向于不打算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政策敏感人群所占比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落地对优生筛查、孕产服务、幼教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做好各项公共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效果.     

山西翼城"晚婚晚育加间隔"二孩生育政策试点实践的启示

1985年,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在山西省临汾市的翼城县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孩生育政策试点.这一政策规定当地农村居民在晚婚晚育和延长一、二孩生育间隔的基础上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显然,这是与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所实行的"一孩半"政策不同的一种生育政策实践,目的是探索一条"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迄今,这一试点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22年.     

从甘肃酒泉的农村"二孩"实践看生育政策的作用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要不要进行调整?调整的理由和时机是什么?随着生育水平连续十余年低于更替水平,以及人口结构问题日益凸现,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似乎愈加激烈,"长期稳定"派与"适时调整"派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桂世勋,2005)各执一词.观点的分歧是对于现行生育政策作用的认识.取得共识的是中国"提倡一孩"的现行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众说纷纭的是现行生育政策持续下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会造成怎样的人口后果.     

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

以"五普"数据为基础,分析全国"地市"的出生性别比、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实行"第1个孩子为女孩,间隔几年允许生第2个孩子"生育政策的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性别比失常越严重;实行较为宽松生育政策的地区比较接近正常.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目前出生性别比严重失常和女婴死亡严重偏高的问题.     

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利用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研究与出生性别比相关的几个问题,结果表明,外来妇女生育对广东省出生性别比失调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受现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强烈"性别偏好"的双重挤压,是通过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导致城乡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文化滞后",在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化发展并不必然促使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     

人口现代化"和"生育现代化":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目标

人口现代化和生育现代化是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目标。计划生育就是为了实现生育的现代化,进而来推进人口的现代化。如果说人口现代化是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那么生育现代化就是计划生育事业的战略目标。从政策的角度探讨两大命题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三合一"工程。     

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与农村家庭"三生"效益研究

计生工作"三结合"不仅仅是计生工作思路和方法的改革,也是促使加大投入、产出力度,提高农村家庭生产、生活、生育(简称"三生")效益,实现少生、快富、文明目标,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证、搞好服务的必经之路和成功之路。计生工作"三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农村、农业、农民更好地向前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主要是为农村家庭搞好"三生"服务,进而实现少生、快富、文明的目标。     

中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121县人口监测系统大样本微观历时数据,分析了我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种历史变动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文章认为,我国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早、密、多"生育模式的政策调控,在当前群众主动推迟生育、城乡普遍晚婚晚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继续执行以"晚、稀、少"为导向的现行生育间隔规定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70后人群的大间隔生育将是未来不可忽视的一种生育特点,对生育间隔的关注应从人口调控的政策导向逐渐过渡到健康导向.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绝对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政策",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既解决了"一孩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不公平,又避免了"多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即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背景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国内六个地区的二孩政策生育实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不应仅停留在全面放开二孩,也不应全面放开生育,而是要全面鼓励二孩,即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惩罚,对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样的生育政策既符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渐进调试,稳中求变"的发展路径,也有利于促进生育公平和人口质量提升。     

家庭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家庭的经济支持、 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较大或者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差不多时,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若生育二孩,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支持、 精神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家庭照料支持可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所有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可能性.文章认为,在目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尤其是家庭支持政策的完善.     

"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与应用

本文将"四二一"家庭和广义"四二一"家庭区分开来,并基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个案数据,建立了直接测算未来"四二一"家庭和广义"四二一"家庭数量的微观仿真模型.仿真结果显示,现行生育政策保持不变时,未来全国"四二一"家庭及广义"四二一"家庭数量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非农业人口.     

北京市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分析与展望

本文根据北京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结果 ,分析未来北京市一代独生子女生育二孩的可能性 ,主张借未来二三十年独生子女进入婚育高峰期的契机 ,有力发挥政府多年来在生育政策上的导向作用 ,充分运用“双独”生育政策 ,提高首都过低的生育水平 ,从长远考虑创造有利于人口自身结构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为首都现代化“新三步”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基于翼城“农村二孩”试点的分析

中国生育率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至较低水平,围绕下降的主要动因及其政策涵义的争论热烈。文章以"农村二孩"试点之一的翼城为案例,重新梳理和检视了在已有研究中较为忽视的翼城试点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实施细则,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翼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对翼城试点的认识不同,政策文献回顾表明:"农村二孩"生育政策只是在初婚时间、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方面做出一些技术性"调整"以缓解国情与民情的矛盾,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初衷。多维度数据分析交叉印证了在实施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不能解释生育率的下降,翼城现有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更多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是政策促成的外生性转变,而非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内生性转变。     

甘肃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不同年龄、不同级别城市和乡村的适龄生育人口,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甘肃省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行为和“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时的生育水平,单纯的“全面两孩”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甘肃省的人口生育水平,且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年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应调整当前我国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同时针对甘肃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调、男女比例失衡及后续劳动力资源紧缺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以利于甘肃省及全国人口生育水平的提高.     

男孩偏好与儿童健康的性别差异:基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环境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营养与健康1991年和2000年的调查数据,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环境下分析了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通过实证比较农村总体儿童、"一孩半制"生育政策地区儿童、以及遵守"一孩半制"生育政策家庭的第二胎儿童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本文分析了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性别差异的影响.我们发现,从1991年到2000年间,整体农村儿童健康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但是在特定情况下,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依然显著.     

从湖北恩施看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关系

学界一般认为,从当前农村育龄夫妇的生育观念看,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一个地方的生育政策越"宽松",人们的生育水平就越高.湖北省恩施州的人口计划生育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案例,该地区实行二孩生育政策,但生育率很低.     

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的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生育目的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中国育龄夫妇的生育"性别偏好"

在对国内外"性别偏好"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利用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2001年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计算育龄妇女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比、按已有孩子性别的胎次递进比以及分析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结构的家庭状况和妇女所生孩子的活产及存活情况等,考察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基本状况与特征,强调生育"性别偏好"及其相应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作用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背后的关键性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