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属性

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属性是公民环境权理论的核心、首要的问题。公民环境权作为人权已得到共识,但如何在法律上构建公民环境权,使之成为法律上权利,即法定权利,却存在不同观点。公民环境权私权化是一个开创性的有效途径,公民环境权完全具备私权的主体平等及体现个人利益的特征,因此,公民环境权可以成为私权,进入民法领域,即公民环境权这一基本人权具体化为民事权利,成为为民法所保护的权利。但由于作为环境权的客体的环境资源及生态功能具有整体性或不可分割的特征,使公民环境权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直接体现为个人的利益的私权,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亦即人们通常说的"社会性私权",是体现公共利益的特殊的私权。     

环境权:理念而非权利

从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生态道德等角度,人类应当享有作为应有权利(或道德权利)的环境权是无可厚非的,"环境权"虽然其作为一项道德权利的存在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但目前仍然被置于法律规范之外.事实上,国际性宣言、各国宪法及环境基本法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只是政策、理念的宣示性务款;大多被确认的与环境有关的权利只是彰显了国家环境管理权和环境保护义务并非法律权利;司法实践中,拒绝适用环境权进一步证明所谓"环境权"条款并非设置实体性权利内容;环境权内容模糊,学界众说纷纭、观点不统一,而且相当一部分环境权的具体权利尚未得到法律的确认时,仅仅由于法律规定了环境权的部分内容就认为环境权是法律权利显然是以偏概全.总之,环境权由道德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还有很长的艰难道路要走.     

论环境权的性质

环境权是针对环境所设定的权利,是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并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探讨环境权性质,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指导。环境权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人类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存在价值及法律地位具有不可包容的独特性。因此,环境权的提出是普遍利益的要求,符合基本人权的特性,是一项独立的基本人权。环境权具有连带权利的特征,国家代表全体国民协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体现了环境权的公权性质。但环境权又是一项具体权利,我们必须肯定环境权的私权性质,提供民法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环境权的价值。环境权的多元性决定了它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属性,是一项复合性的新型人权。     

论国际投资条约征收条款的适用危机

投资条约中几乎"模板化"的征收条款对间接征收缺乏明确的界定,国际仲裁庭在认定间接征收的过程中却表现得相当积极甚至冒进,导致了东道国对非经济利益的维护同外国私人投资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之间的冲突,征收条款正遭遇适用性危机。这种冲突首先引发了东道国管理外资的"寒蝉效应",对东道国的外资管制权力造成了阻遏;其次,它还加剧了东道国履行投资条约义务与非投资条约义务之间的冲突;若最终不能解决国家管制权与投资者财产利益之间的有效平衡,征收条款将不得不面临被包括公平公正待遇在内的其他投资条约条款淡化甚至取代的结局。以征收条款为核心的国际投资机制应当建立在全球社会福利最大化价值理念之上,东道国应被赋予在外资管制方面的充分自主权。可以尝试在投资条约中进一步规定与投资有关的环境和人权的内容,尽量避免条约义务之间的冲突。     

在修辞与实践之间:环境权概念的贫困及其义务转向

从西方移植的环境权概念,成为我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基点,但该概念过度泛化,导致其内部体系并不融贯,难以进入法律实践。通过对其概念发生的目的论考察,可厘清环境权概念中的冗余要素,确定其有效范畴;而参照德国民法理论的权益区分方法,可知环境权概念之有效范畴指向无法权利化的环境利益,其本质是政治宣示和修辞,并非有效的法学话语。结合我国现有政治法律结构,应当以"国家保护环境"的公法义务为核心,以保护公民环境利益为指向,建构公法化的环境法学话语体系。     

碳排放政策的投资仲裁风险与因应

世界气候变化使各国减少碳排放的责任不断加重,持续影响全球产业发展。近来,一些国家实施了高碳产业禁令和可再生能源激励的碳排放政策,对部分外国投资者经济利益造成减损,违反了其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规定的外资待遇,引发大量投资争端。国际投资仲裁是最常适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由独立的仲裁庭审查东道国行为是否违反投资者享有的待遇,东道国则可能面临对投资者的巨额补偿。对此,我国在兑现“双碳”承诺的进程中,应结合先进的国际实践经验,及时完善已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在其中系统性纳入在碳排放等领域的国家规制权条款及投资者义务条款。同时还需加强碳排放政策的合规性,制定灵活的产业激励或退出政策,以避免引发投资仲裁的风险。     

论宪法法律关系

宪法法律关系的法律性质,从产生过程来讲,是国家与全国的公民代表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具有契约性。在宪法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和公民:国家作为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唯一性,公民作为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普遍性。宪法法律关系的主要调整对象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公民可以利用宪法法律规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公民资格与全民福利——T.H.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评述

在英国发展福利国家过程中,T.H.马歇尔在其《公民资格与社会阶级》著名讲座中提出的公民资格理论,从思想上支持了全民福利的发展。通过这一理论提出和诠释的社会权利的概念,基本生活保障和过上体面的生活成为公民个人应得的权利,国家则负有保障公民这种权利得到实现的义务,因此这种理论在西欧和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日本环境法的理念、原则以及环境权

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是体现环境法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独特性所不可或缺的,具有一定的方向引导性和行为准则性。在国际环境法、欧洲环境法中,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未然防止及预防、原因者负担等等。除此之外,环境权虽被称作权利,但也具有与理念、原则类似的性质。日本的《环境基本法》把可持续发展视作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统一的支柱,但没有体现其作为原则的行为准则性;对预防原则和环境权没有明文规定;对原因者负担原则只做了有限的规定。鉴于这些理念与原则在环境法中的重要性,今后修改《环境基本法》时应当加以明确。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     

论国际投资保护中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是国际投资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涉及对外国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家责任与外交保护权、国有化及其赔偿等法律问题.由于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和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立场不同、利益不同,因此在国际投资的保护问题上经常出现各种争执,进而影响国际投资活动的正常进行.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冲突,为国际投资活动提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能够接受的法律框架.     

论中国舆论监督法律关系

舆论监督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是研究和制定舆论监督法的总体框架的基础和必由路径,也是深入探讨我国舆论监督法治化的基石。我国舆论监督法律关系即我国舆论监督法在调整新闻媒体与政府、公民、法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新闻媒体、新闻记者、政府、公民和法人是其主体;物、行为和智力成果是其客体;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其内容。     

关于公民权利的几个问题

公民权利是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中的重要问题,在宪法学中亦具有特殊意义。本文仅就公民权利的概念、界限、保障和实现等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公民权利的概念 在法学界,对一项法定权利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公民的权利理解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法有明文,因而对公民来说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这项权利即是公民权利。因为权利就是法律规定人们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有权能、权益、资格、能力筹不同表述)。我们将其概括为“可能性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的权利对公民来说,并不都是权利。因为法定权利有真假之分。虽然假权利也有法律规…     

论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内涵

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认识与公民程序性权利自身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公民程序性权利的不断扩展,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理解从传统的权利救济视角发展到法律程序视角。基于不同的程序理论与权利观念,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认识可分为工具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本体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和过程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三者共同构成了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内涵。     

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减撤:影响、成因及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撤退是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普遍现象。投资撤退将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就业、国际金融等方面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造成严重的影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撤退的原因主要有 :政治、法律、市场、合资企业内部管理等。改革开放 2 0余年来 ,中国已成为引资大国 ,随着引资数额的增大 ,撤资事件亦有增长的趋势 ,因此 ,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加强研究 ,制定对策 ,将外商直接投资撤退所造成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世界环境公约(草案)》制度创新及中国应对

《世界环境公约(草案)》标志着国际环境法从碎片化走向"整体体系化",意在化繁就简、"硬化"软法、回应国际环境新问题。其创设了"本源—衍生"原则等级,采用了"环境人权"的新方法,引入了"不倒退"等新原则,推动了"环境权"法律解释的新实践。但其提取法律"公因式"方式欠妥,存在法律冲突条款缺乏、责任分配不均、履约机制虚弱等问题,甚至存在引起"环境贸易战"的风险。《世界环境公约(草案)》审议过程中,大国博弈和国际合作并存。中国可建议该公约增加法律冲突或支持条款,设置独立的代内公平条款,扩展全球盘点等履约方式;另一方面,中国需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坚持在多边框架下进行"碳关税"的协商与合作。     

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视点

本文简略地评析了环境公平概念的提出及其社会学意义,指出环境公平的概念正是社会学与环境问题研究的链接点.作者分析了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在国际层次、地区层次和群体层次上所面临的环境公平问题,并提出了若干保障和促进环境公平的对策,如维护环境主权,警惕生态帝国主义;完善污染者付费制度;设立国家环境基金;延伸社会救助制度,实施环境救济;加强环境执法,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等.     

论我国私营企业法律形态的完善

以法国和美国企业法律形态发展的历程为例,说明企业法律形态多样化的结果是投资者投资权利的扩大与自由,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利.就我国现状而言,我国私营企业亚法律形态尚不齐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灵活选择投资活动、减少了其获利的机会等等.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私营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私有财产权保护等方面看,需要予以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下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区域化改革前瞻

就国际投资协定(IIA)中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而言,IIA的碎片化无疑是成因之一,而其多边化或区域化则有助于提升IIA条文解释的一致性和仲裁裁决的可预见性。欧盟正在推动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多边化,并使其成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议题。我国和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该议题工作组的成员。以此为契机,我国应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下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区域化改革,寻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模式。     

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路径探析

我国公民可以依据《立法法》启动违宪审查,但这种宪法监督手段因缺少操作程序等原因被虚置,行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问题,但其发挥的作用有限。要实现宪政的目标,需要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鉴于公民在启动违宪审查程序方面的及时性和积极性,赋予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权利,应设立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程序,并以此为突破口,使宪法监督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诉讼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在立法上对公民的权利做最大范围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在法律中得到落实,应该允许法院直接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让行政诉讼成为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有效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