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 Finance and the Tax-sharing System：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发掘。地方政府行为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利用省级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干制相比,分税制都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     

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思考

本文不仅从财政收支变化,而且更主要地从完善体制的角度来认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一、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回顾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作了若干重大改革,这种改革迄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4年)的基本特征是行政性分权为主。针对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这一阶段改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１９７６年以后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央政府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可能在其与地方关系的变革上迈出更大步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徘徊，也正是中央与地方的不稳定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使得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变革成为可能。作者总结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问题，特别指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之后随着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特征。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财政分权:理论与国外实践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的财政分权的实践,分析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提出了建议。     

集权与分权结合：多校区大学管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多校区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这其中包含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是大学多校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运用集权与分权的策略在于授权,在授权过程中求得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近代中国政府财政与银行业的相互关系

近代中国的政府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基本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状况,在中央政权对全国基本握有控制权时,银行业往往就沦为政府财政的附庸;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对全国失去控制时,银行业就趋于独立,并按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加强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步关系。后一种情况在北洋政府时期表现得颇为明显。北洋时期政治如此腐败,中国资本主义仍有长足的发展,此中原因很多,而财政与银行的脱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政权的基本统一又为重新控制银行业、把后者纳入政府财政的轨道奠定了基础。国民党政府强行打断了本国私人资本主义较为自由的发展过程,也为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种下了祸根。     

驻京办职能的“异化”及其体制性根源

驻京办作为央地关系的重要结点,其合法职能是信息沟通和公共服务.但分税制后,驻京办的职能有"异化"为探秘、截访和公款行贿的趋势.从行政集权与财税分权的悖论现象来看,影响中国央地关系的基本机制有相机授权、地方竞争、晋升锦标赛和预算软约束等,这些正是驻京办职能"异化"的体制性压力、动力和条件.因此,解决驻京办问题的根本对策是推进中央授权机制的制度化,改革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机制和强化预算约束,从体制上消除央地间权力配置的不透明、不确定和不公平.     

中共八大前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两条思路探析

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切实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中央开始向地方分权,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渐进式分权和激进式分权两种方式,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果,这为今天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论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则是财政体系内部各级政府对占有的国民收入进行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本文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讨现行的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划分     

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想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以保障民权为出发点,主张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限.但由于民国初年政治形势的影响,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构想也前后经历了联邦制、集权制和均权制的变化.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点,通过地方自治既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思想.     

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从不同角度解决政治问题的纵向权力结构的两个方面。中央集权主要表现在财力向中央集中，地方分权主要体现在由地方承担更多的事务。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合理模式是，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双轨运作机制，使集权与分权在政治过程中实现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其中中央集权居主导地位，同时地方分权必须具有真实意义。从地区差异、民族问题、东方文化背景等现实国情看，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具有可能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问题。     

有限集权模式与政策执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为了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从我国国情和社会转型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选择有限集权模式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有限集权模式的制度性依据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的构成方式，它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在国家组织结构形式和原则上的体现。按照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不同构成形成．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掌握着主要的和统一的政治权力，并统辖着地…     

俄罗斯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

分权与激励是当前财政分权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俄罗斯联邦财政体系的从无到有,为以自主权为主线研究分权对政府行为激励提供了典型案例。自经济转型以来,软预算约束一直是俄罗斯分权领域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总体来说,俄罗斯没有形成硬预算约束的有效机制,由于地区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不足破坏了地方财政纪律,导致地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政策选择的失灵及效率损失。因此,硬化预算约束要求构建一个明晰的财政分权体制,明确联邦以下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保持财政规则的稳定性。     

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任何国家的财政既是保证国家机能运转的物质基础,又是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财政机能的正常发挥。因此本文拟从事权划分、财源分配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与管理三个方面来探讨日本中央与地方的政财关系。一、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     

论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下)

四、地方债——财政资金的再分配手段 地方债是地方自治体为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以发行债券或证书借入的超过一个会计年度以上的长期借款。它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信用,是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地方债通常处在中央管理之下,相当部分地方债由中央承购,因而它也是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再分配关系。 地方债在日本战后地方财政中始终有一席之地,地方债累计额也越滚越大。无论是高速增长时期,还是在低增长阶段,地方财政一直负债经营,这是日本地方财政异于中央财政之点。它清楚地说明,地方债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理与实证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二者之间关系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有必要从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的视角,从宪法高度提出和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理,并运用这一原理在地方自治等具体问题上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予以实证研究,主张应该在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科学以及均衡和谐的宪政精神。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的化解——基于1984-2007年集权与分权的历史考察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全面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预算外资金并非中国首创,也并非中国所独有.然而,中国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及增长速度却属世界罕见,中国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上“财政收支最分散的国家”.预算外资金历经多次调整,总的趋势是中央预算外资金在预算资金总额中日渐消减,地方预算外资金急剧攀升.通过对1984-2007年间集中率与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的相关性分析发现,集权或分权均可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化解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不能仅仅局限于集权与分权的适时选择,而应着眼于主体间权力和利益结构的优化以及规则的合理、协调与稳定.     

日本的道州制论及其制度设计

近代以来,日本关于道州制的讨论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行政体制讨论过程,实现地方分权已成为当前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最近,从中央到都道府县,从政党到经济界、智库、学界等对实行道州制纷纷发表意见,提出了各种制度设计方案.其中,相对较一致的观点是,废除现行的都道府县制,实行地方分权型道州制,建立广域自治体道州和基层自治体市町村的两级地方自治制度.实行道州制,已成为日本日本实行地方分权改革的基本趋势.     

央地关系视角下的财权、事权及其宪法保障

财权应该取代财力成为我国央地关系中与事权对应的要素,缺少财权而仅获财力的地方不能成为自足的法律主体。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概念各有侧重,但首先应解决其宪法化的问题。宪法是联接财权与事权的法律基础,只有财权事权匹配的宪法保障才能使一国央地财政关系真正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