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入史：从缪钺先生的学术看文辞修养对现代史学研究的“支援”作用

缪钺先生的学术风格以“文史结合”著称。从史学研究观点看，“文史结合”最重要的核心是将文辞视为一种考证工具（而不仅是史料）。从中国现代学术文史分途的发展过程看，缪先生的学术风格并非“主流”，然绝非特例。一批经历与之相似的学人的事例表明，在现代史学与传统学术关联的意义上，除了“由经入史”外，还存在一条“由文入史”的道路。深厚的文辞修养在五个方面对他们的史学观念和实践提供了支援作用：对“人”的关注、对人情感世界的注意、“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意义”的发掘、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国家哲社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焉可错谬百出——对黄浩教授《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的学术批评

所谓"出生"和"长大"都不曾离开过"神水"的"文学信仰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今天"人们对文学失去了信仰"的这一结论也不能成立。《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一文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不但其主要观点是极端片面化的,而且在论证的过程中也错谬百出。尤为严重的是,该文充斥着煽情性的宣称、臆想性的断言、绝对化的措辞和非逻辑的表述。该文是一篇冠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论文,是一篇代表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文章。而这,就不免让人感到吃惊,也让人深感忧虑。     

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新趋向

展望史学史的未来，一要谈发展之“理”，二要看现实之“势”，而且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下面我就从史学史研究的现状出发，分析一下该学科近期发展的某些趋向。...     

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兼谈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

随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开始了与西学拒斥和融合的过程.从思想层面看,官方史学坚持"西学中源说"和"华夏中心观",对西学中的思想观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方法层面上看,官方史学又能积极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治史方法,大量用之于官方史书的修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史学这种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价值的做法,与清代帝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西学观完全一致.道咸以前,西学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道咸以后,私家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官方史学依然故我,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不足,遂为时代所遗弃.     

返本 通变 重建——学术生态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学术生态的提出,实质上是将生态意识和观念运用于学术研究。从学术生态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其宗旨主要在于保证和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以中国传统文学和古代文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由于历史上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曾经遭遇一定程度的断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尤其重要。学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兼顾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即以"返本"式研究为基础,坚持"通变"的思想,致力于"话语重建"的目标。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新思考

从历史事实出发推衍文学与考察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文化情状的传统研究路径与方法 ,使得古代文学研究一开始便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实证感 ,成为史学日益扩大的分枝 ,文学在这一领域始终处于第二位置。这种研究对象地位失落是史———文———史的学术思维路径与以实证为宗的研究方法的直接结果。鉴于此 ,本文意在探讨一种从文本语义分析入手 ,以形式结构分析为核心 ,从形式结构依次探寻隐含于其内的情感结构、心理结构、人性发展情状 ,最终凝视文学价值本身的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学术路径和以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 ,并从理论与文学实例的分析中初步说明这一路径、方法的构架与可行性     

论学术期刊的学术内容

学术内容是学术期刊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学术期刊的品质和特色甚至生存。学术期刊的学术内容涵盖面很广,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而变化。学术内容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作出努力:在学术理念上不断更新;编辑充当学术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引导者的角色;确立新的学术之风。     

学术社群中的两种角色类型——顾颉刚与傅斯年关系发覆

顾颉刚与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两位杰出的学术领袖。两人同为胡适高足,都在中国现代史学的确立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人间的歧异也素为学界所关注。实际上,顾、傅二人各自的学术事业,代表的是同一路向上的两种不同分工,学术观点的区别并非是造成两人矛盾的主导性因素,冲突主要起源于个性的不同;他们的学术活动则可能从整体上体现了学术组织中"官方"和"民间"这两种基本模式。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概述

为了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于2007年9月20日至24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理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成就、历史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辽宁省古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辽宁省古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市隆重召开。会议听取了辽宁省社科联领导对于学会工作的殷切期望。省内外多所高校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对于学术规范问题、中国文学叙事传统问题、东北与辽宁地域文学研究问题、古代文学资源格局及其分配问题、元代文章学、明代政治小说以及民歌与民族文化文学传统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发言与相关评议。     

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载有感

三十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走过了"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的道路.五四文学研究是起点也是重镇;由此为基地拓展开去,纵横求索,以新文学史观与新框架在80年代致力于多种形态文学史的书写与重构;进入90年代重在建构文学流派理论、文学研究思维学和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试图把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新的学科体系和理论规范.探索有得有失、有喜有忧,丰富并延续了我的学术人生.     

心灵的创造——论新历史小说中“为人生”的文学理想

从客体对象看，新历史小说强调历史与当下的内在联系，是写与现实联系起来的过去，而不是消逝了的历史；从主体创作来看，新历史小说服从主体内心体验，忠实予好者灵魂的召唤，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理解，是以历史为背景的主体心灵的创造；在新历史小说中，主体在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时，运用了独创的艺术手法。     

古代文学教学中如何扩充学术含量

文章就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如何扩充学术含量 ,谈了个人的几点做法和体会 :引入出土文物资料 ;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 ;理论阐发与提升 ;补引文献资料 ;以文化视野来观照文学。它有助于学生扩大学术视野、了解研究动态、培养理论思维等     

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

文学人类学不只是研究文学的跨学科方法,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文学理念.从19世纪的"世界文学"理念,到20～21世纪的文学人类学理念,表明文学观的一场重要变革,从西方第一世界贵族化的文学观到涵盖全球第四世界诸多原住民的文学观,变革的核心在于学术伦理的大转向:从殖民时代的霸权到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公正与平等.     

“相识”未必能“相知”——“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关系辨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理论界和批评界一直存在分歧。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与文学的双向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经验积淀和革新要求为“新历史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是其生长之根,它有中国本土小说发展流变的特色。而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文化诗学”,从它自身的理论建树以及在中国被引进、介绍的情况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论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

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除了转换思想观念以外,改善学术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文学史研究不应该先有成见,然后去演绎这一成见,而应该先弄清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以及所以发生这些现象和事实的原因,然后才能正确地评价其意义和价值,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文学史研究所要做的工作首先应该是朴学的工作和史学的工作,然后才是文学的工作和美学的工作.鉴于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太重成见,太多想象,因此,在文学史研究中提倡历史实证的学术方法尤为迫切和必要.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主体

文学传播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学作为被传播对象而被传播，以及文学作为传播手段而传播其他社会意识。从发生顺序看，文学传播是源于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作家在思想深处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作为文学活动的主体存在并充分发挥能动性。这样，就传播主体而言，作家就首先成为文学传播的主体。发展到后来，作家这种原创文学的传播主体逐渐表现出团体化倾向；另方面，文学传播还包括已经存在的文学的传播，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看，这类文学传播的主体主要有乐府及其嬗变的机构，即那些以学术或其他传播方式进行文学传播的组织机构或机关，如历代史馆、书院、书坊等。文学传播主体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传播主体因存在状态不同而有性质差异；文学传播主体具有不同影响力；文学传播主体所利用的媒体影响传播力度；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呈现出差异。     

萧一山的学术渊源阐释

萧一山的传统文化观受到孙中山、蔡元培、曾国藩的较大影响,其教育理论多是在蔡元培、曾国藩基础上的引申发挥,经世思想则直接继承了曾国藩的农钵.萧一山与梁启超在学风、文风、治学旨趣上颇多相似之处,其清史研究的某些方面也明显留有梁氏痕迹,但他们并不是萧氏学术的唯一“母体”.四人之外,萧一山还广泛吸收当时史学理论、史学方法、清史领域乃至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最终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困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华夏固有学术视域中的“红学”

华夏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架构体系。产生于中华历史文化与学术综汇期的"古典红学",同样可以从经学、史学、子部之学、诗赋文章之学四种角度观察评析。作为迥异于西方"文学"及"小说研究"的既定学术存在,"古典红学"不仅是当代红学正本清源的历史依据,也是这门华夏固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乃至返本开新的学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