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金融抗战之失陷前夕大撤退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广州各银行为主体的华南地区金融机构即"肩负经济作战之重任,以银行严整之阵容,运用金融之力量,与军事同时并进,贡献于国防和民生",在作出战时大撤退抉择后泰然自若,以极其简陋的交通工具成功突围,完整保存了华南地区金融的组织系统和金融实力。文章以第一手史料为背景,以全面抗战爆发到广州失陷为时段,从当时广州的经济金融秩序、战时产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实情等角度,剖析了广州金融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民间金融合法化:一个制度视角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经济制度,民间金融的存在具有促进社会进步,反应社会制度的作用。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寻求民间金融机构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政策上对民间金融给予相应的灵活政策,对金融体系健全乃至金融民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间金融发展机制探源

在漫长的中国金融史上,民间金融一直是其信贷基础.然而,民间金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本文力图对民间金融发展的根源进行探索,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梳理以更多了解和认识民间金融的发展机制.     

关于中国非正规金融的政治经济学——读《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

一、引言2011年以来,报章上关于民间高利贷崩盘、融资链条断裂导致企业老板出走、银行高管卷入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报道越来越多。2012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以探求民间金融合法化与规范化的道路。这些密集的讯号显示,市场化改革至今积累下的大量民间资本及其对更高效率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的需求,最终也使得针对民间金融(或称非正规金融)的改革日益紧迫,否则终将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论非正式金融的双刃剑作用及路径选择

市场经济迅速发展、非公有制企业贷款扩张及对高利率的追求是非正式金融存在的主要原因。非正式金融对国民经济运行具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规范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式金融机构,应尽快制定有关民间金融的立法。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特征及趋势审视

新世纪以来,农村金融大刀阔斧的改革极大地扭转了旧体制和旧框架下的颓废态势,并呈现出新的改革特征和趋势。集中表现为:改革范式上,机构范式与功能范式包容共生;改革路径上,存量改革与增量发展协同发展;改革目标上,改善和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改革新坐标上,大力发展农村民生金融;改革效果上,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演进。基于此,对今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突破点及趋势作出了科学研判。从经验价值上看,全面、客观、科学地把握和利用农村金融改革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对于审时度势地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金融深化与中国金融稳定

金融深化在改善金融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金融秩序动荡进而引发金融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金融相关率逐渐增长,金融机构组织不断创新,金融市场健康成长,这个过程正是中国金融不断深化的过程。迄今为止,我国虽然尚未发生全局性的金融动荡,但我国金融业同样存在大量不安全因素:如金融机构高居不下的不良资产,保险业的无序竞争,上市公司的不良业绩等等。在金融深化进程中,保持我国金融稳定发展的路径选择应该是: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谨慎开放资本市场,稳步推行金融产权改革,准确把握金融监管力度。     

金融风暴后的金融伦理反思

2007年开始的金融风暴,其直接诱因是次贷泛滥和消费过度等经济因素,但是金融道德风险亦多层面、多角度地推动着这次金融风暴,成为金融风暴的内在诱因之一。与此同时,金融风暴使金融道德风险呈现出广泛性、公开性、全球性的新特征;金融伦理关系亦发生了若干变化:金融伦理关系的覆盖面更广、涉及度更深,强势金融群体与弱势金融群体呈现出新的利益对立,金融伦理关系面临的投机性冲击加大,民间高利贷使金融伦理关系恶化。反思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创伤,强化人们在金融活动中的信用准则、公平准则和责任道义感,提升金融活动中人们的伦理理性,是金融活动健康发展的必要环节。     

金融发展理论的渊源与发展概述

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历来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随着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经历了从"面纱"到"引擎"的转换,由此孕育出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其实质是强调货币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历代经济学家有关货币因素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理论阐述可谓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     

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

金融市场的演进经历了从投资者“买者自负”到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卖者注意”的历程，伴随着商业实践的演变，最终引发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群体出现分化。非专业的金融投资者逐渐与消费者的身份发生融合，并最终嬗变为新的一类市场主体即金融消费者。基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经济人”理性选择，以及彰显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分层现象，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内容复杂化的金融背景环境之下，应转变法律理念来对金融消费者予以倾斜保护，并建构体现实质公平主旨的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就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二者间的严重失衡问题，以及基于金融消费者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博弈失利的结果表现而言，建构理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成为应然选择。应建立投资分类保护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横断化”法制，以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市场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