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信仰自由与宗教立法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中央确定的一项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时为止的长期政策，更是载入宪法的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宗教立法即遵循法律程序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律法规，则是贯彻实施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基本方略的迫切要求和必然趋势。本文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从合乎时代精神走向的、全球性的宽广视域出发，探讨了信仰自由与宗教立法的辩证关系，并对似应在宗教立法中予以考虑的一些全局性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宗教立法之法理思考

我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且信教群众较多的国家,要对新时期宗教问题特点重新认识,了解我国宗教立法现状及其不足,进一步完善宗教立法,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之权利。     

试谈“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之一。它包括信教自由和不信教自由两个方面。所以,以任何借口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公民信教或不信教,剥夺公民信教与不信教的自由都是违法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     

西部开发过程中的民族宗教立法

一、我国宗教立法现状一般而言 ,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人事务 ,法律不应当也不可能对其进行切实有效的规范 ,政教分离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色。就宗教信仰而言 ,公权的作用范围是有效保护 ,而非不当干涉。但是宗教活动是社会活动 ,宗教活动不但关乎个人信仰 ,而且影响到社会秩序 ,理应受到法律的规范。同时 ,由于不同的宗教的主张、活动各不相同 ,在特定的地区有可能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及其相应的活动而引起社会纷争。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宗教活动既可以保证宗教活动合法有序地进行 ,而且可以通过公权来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国的…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新论

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的人身自由一样,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其他法律、法规尤其是宗教事务条例将这一基本人权进一步细化,宗教信仰不受政治权力的非法干涉,不受任何组织、个人的非法侵犯。宗教信仰者与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平等地受法律保护。     

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

(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我国,不论从历史、民族、群众关系、国际关系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解放初期的《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都明文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全面论述。即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有信这种教或信邪种教的自由;有先信而后不信或先不信而后来信的自由。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不仅具体阐明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只能由公民自己选择,自己决定,别人不应干涉。公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     

另类法文化解读:民国时期的宗教与法论略

民国时期,宗教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引导、保护和制约.民国历届政府的宪法性文件所代表的官方态度,为民众自由信仰宗教提供了理念基础.为了加强对宗教的管理,民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立法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是保护宗教财产的寺庙管理条例.实践中,信仰自由的宪法理念与保护宗教的基本法规均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依法管理宗教成为民国时期宗教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推动着中国社会宗教法律文化的发展进程.     

略论封建迷信与宗教信仰的主要区别

略论封建迷信与宗教信仰的主要区别于维民，王宝锦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封建迷信则属政策严禁之列。于是，搞封建迷信的人歪曲国家的宗教政策，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妖言惑众，骗钱害人。一些干部和群众由于不了解宗教信仰与封建...     

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建国以来,党对于宗教一贯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第一届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内,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权。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以后修改的宪法中都有同样的规定。而且还进一步补充为:“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政策。任何与之相违背的“左”的或右的偏向和作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目标的。     

国际人权法上的宗教或信仰自由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宗教作为这个世界包罗万象的总的理论和信仰,在给世人带来和平与希望的同时,也导致紧张和冲突。人类在经历了宗教不宽容、不自由乃至惨烈的战争之后,终于意识到了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极端重要性。宗教或信仰自由也因此由少数国家宪法保障的人权发展为一项普遍的国际人权。随着中国签署甚至批准众多的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中国人民正在日益充分地享有国际法上普遍确认和保障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