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协调视域下的执行难问题

政策执行难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关系不相协调的表现和结果。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体制的内在矛盾增加了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引发了政策执行难的问题。消除政策执行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统筹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合理进行集权与分权。当前，应建构有效的协调机制，克服制约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协调的障碍性因素。     

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设想与尝试

５０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改进集权体制、适当分权给地方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根本内容，就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重点又集中在权力下放、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上。毛泽东的体制改革设想，得到了中央的一致认可，并于１９５８年进行了权力下放的尝试。这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两点有益的启示：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分权与收权，不能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     

论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

建国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建国初的中央高度集权,到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放权又收权,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进一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经济放权与政治放权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平等放权,健全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试论中央与地方府际关系的基本模式及其发展趋势

中央与地方府际关系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行政改革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必然沿着中央适度集权,地方适度分权的方向发展,进而形成一种多中心治理、彼此合作和相互依存的新型府际关系格局。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北宋的集权与分权

北宋最高统治者为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而采取了一系列集权与分权措施,主要有:(1)打击藩镇势力,将地方的兵权、财权和赏罚刑政之权等收归中央;(2)加强中央集权,按“分割事权”的原则设置各级政府;(3)为加强中央集权,不仅分割事权,还分散军权。分析这些措施的利弊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集权与分权的思想和实践,并不具有现代的意义,与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形成的集权分权理论具有本质的区别。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一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对中国县级数进行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战后日本教育行政法治化探析

二战后,基于对战前中央集权式教育行政体制的否定与反思,日本开始探寻契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教育行政体制。在教育政策法律的引导下,日本不断推行教育行政改革,围绕"集权—分权、统合—分立"两个轴心,先后形成分权—分立型、集权—分立型、集权—统合型、分权—统合型教育行政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合作管理的教育行政法治体系。     

财政集权与分权优劣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财政体制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财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就是一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的重要体现。财政集权与分权各有优缺点,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财政分权体制。笔者在对分权与集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现行财政体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省以下政府间关系研究述评：维度、主题、难点

省以下政府间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既有的研究形成了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在纵向维度的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纵向关系的结构、分权化、集权、利益博彝等主题。在横向维度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心的是府际协调与冲突问题,当前省以下政府间关系研究的难点有：地方政府双重身份的矛盾;政府间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关系;省以下政府间关系的背景及发展方向。     

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营运方式的改革

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和营运方式改革中的“四权”即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划分 ,分析了在这个改革中要求的观念更新和要处理的四个关系问题 ,即政府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关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所有权关系 ,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权的关系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比例关系。提出了实现和落实这种改革可以考虑的三种管理模式“集权制”模式 ,“分权制”模式和“过渡制”模式     

从两次大规模分权角度来重新认识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针对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病,中共领导试图通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大规模分权来构造一种全新的体制,发挥地方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信息优势和释放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潜能.但这种在传统计划体制框架下运用过去具体管理方式的做法,必然因只关注到我们以往在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外在分权形式,忽略了这种分权赖以成功的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一开始就注定这种单纯靠"移植"具体管理方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存在着换汤不换药的重大缺陷.     

法国“文化去中心化”战略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启示

法国是一个传统的单一制国家,拥有悠久的中央集权历史,公共权力干预文化是一种常态,集权化管理是法国文化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同时法国又是一个"分权单一制"国家,地方领土单位是其辖区文化事务的主要管理者。文化分权和文化合作是法国处理中央和地方文化关系的两个主要手段,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和学习。     

东南亚七国纵向权力结构比较研究

虽然单一制是东南亚七国纵向结构的主流,但是地方自治广泛存在于文莱以外的联邦制和单一制(地方分权型)国家中。地方不但拥有传统性专属事务的管辖权(联邦制)或固有权力(单一制),而且国家的集权和地方的分权只是互有彼此的程度问题。以此为借鉴,单一制的中国在法治化轨道上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应以推进地方民主化为基础,尊重地方的固有权力,向地方适度分权。同时,也应赋予地方以共治权,在国家层面允许其参与决定自己地位和利益的决策。     

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多级治理体系下的权力结构与服务提供——以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废水循环利用为例

中央政府(高层政府)的集权与地方政府(低层政府)的分权一直是多级治理体系中一个两难的选择困境。高层集权有利于资源的集中、政策的制定,利于改革的统一推进以及财政等资源的有效分配;低层分权则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充分挖掘地方资源,实现地方治理能力的最大发挥。反之,高度的集权又容易抑制地方创新,弱化地方行政责任,导致地方的行政低效;高度的分权,又使地方在改革中得不到中央的有效支持,出现法律缺失、财政不足等问题。通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与澳大利亚两地在处理城市废水循环项目中的措施来分析多级治理体系中权力结构对改革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两种治理体系中,当面对相同的改革障碍和改革动力时,两地的改革能力与政策效果是不同的。     

集权分权之争与民初军政--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系列之一

集权与分权问题是民初政坛中央与地方争论的焦点,这在军权问题上也有深刻反映.围绕对军权的控制问题,双方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最终中央政府借助武力,同时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军权的措施,暂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体系.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