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选择与晚清“诗界革命”的诗学道路

本文通过语言视角,分析晚清时期"西学"的思想思潮转化为"诗界革命"的形式冲动的具体过程,揭示语言选择上的保守性直接决定着"诗界革命"诗学话语的建构、诗体形式的转向以及诗体尝试的限度。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     

"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学术演进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普通”的微言大义——“文化革命”视域下的瞿秋白“普通话”思想

瞿秋白的"普通话"思想是其"文字革命"思想的核心和目标,浸透着"文化革命"的逻辑。瞿秋白的"普通话"思想建构了追求绝对语言平等权利的语言乌托邦,并把革命作为这一乌托邦的底色,而语言又成了生成革命主体、营造革命认同的战斗堡垒。在"文化革命"视域下辨识其"普通话"思想的微言大义,具有重要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意义。     

"汉字革命"与"文化世界主义"——中国现代思想主潮的语文学观察

"汉字革命"和世界语运动中产生的文化世界主义思潮,是在求富求强的民族主义和"开启民智"的启蒙主义双重推动之下产生的,其理论根据是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工具主义以及进化主义等西方学说.在近代科技文化落后的时代语境中,从"汉字革命"和世界语运动中抽绎而出的以实力决定文化、以科学剪裁文化、以文化的普适性消泯文化的民族性的文化世界主义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思想的正反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爱叙事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性爱意识的解放常常是思想文化嬗变的催化剂.20世纪初期和末期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而由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引发的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又毫无例外地被转述到纵情"声色"的文学创作中.本文以"五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性爱文学为聚焦点,先对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整体创作概况进行历时性的审视,然后在共时态的层面或共通性平台上将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予以审美类型化的辨析,试图从艺术表现形态上发掘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     

启蒙死了 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虽然思想启蒙之路充满了坎坷崎岖。但是,“五四”之后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启蒙信念,即使屡遭困境,思想的火焰依然不灭,体现出启蒙的坚强韧性。     

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对两浙文化传统的承传

本文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浙江新文学群体的传统文化渊源,认为积淀深厚的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两浙文化传统对中国新文学"浙军"施加深层影响,遂有后者新文学意识的尽速自觉,并为其后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作出广泛建树.主要表现在:(1)自宋、明开启的两浙启蒙文化思潮成为新文学"浙军"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这在五四启蒙话题中有显在表征;(2)两浙文人的文体革新意识对新文学"浙军"产生潜在影响,使其在创建新文学诸种文体中见出效应;(3)两浙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人文传统造就两浙新文学作家不同的文风.     

周诗体式生成论:文化文体学的视角

从文化文体学视角考察,周诗体式是在人们的文化实践中历史地生成的。远古仪式中祝祷咏诵歌辞与日常语言疏离的"齐言化倾向"以及商代仪式咏诵歌辞的齐言化,是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渊源;周代仪式音乐水平及咏诵技艺的提升,是诗体韵化与"四言体"逐渐规范化的技术性发生机制;周诗的两种"复章体",是诗体建构中雅、俗歌曲文化融汇的体现。周诗体式的生成过程,是在文士的个人雅言写作、民间歌辞的雅言翻写与既存雅言歌辞的再书写中具体展开的;文士群体雅言诗体的集体书写方式与追求形式上的整饬化、美感化,是周诗体式建构和完型的根本机制。文化文体学的学术目标,即在于通过文体生态学、文体功能学与文体行为学的贯通考察,将单一的、静态的文体形态学扩展为立体的、动态的文体发生学研究,揭示文体历史生成过程中的文化意义。     

"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阐释

本文阐释了"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及其意义,认为进步与发展的观念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们极力宣传的思想及其价值基础;创造与理性精神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另一主要现代价值;平民化与人化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直接现实目标.这种论述将语言革命从传统的工具价值层面深发到思想、内容、哲学精神的层面,凸显了语言的现代性价值.     

"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以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语境、审美迷思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行再解读:在"启蒙"的语境里,文学的"审美"追求遭遇时代的艰难.     

现代白话文体与"人"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新文学运动既是文体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相连的艺术革命,也是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和美学原则的革命,白话文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化构成了"五四"白话文体追求现代性的重要视点.伴随着现代语言系统的建立,新文学的秩序也逐渐建立起来了.用白话文更加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同时也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起点.     

“五四”激进文化背景下的诗人陆志韦

五四时期的重要诗人陆志韦之所以后来失踪于诗歌史,主要是因为在革命与激进主义流行的时代语境下,陆志韦走的恰恰是去革命化的诗体建设道路。陆志韦的古典文化人格、基督教精神立场以及新诗体建设理论等,都远离北京的革命话语与激进主义立场。陆志韦被诗歌史所屏蔽,正是作为一个新诗体建设的先驱者的不幸。     

论船山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启蒙影响及现代意义

船山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启蒙先声。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科学传播中国之前,船山思想便率先"破块启蒙",成为引导社会变革的启蒙先声。船山启蒙思想主要表现为:变化日新思想、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思想、文明进化思想和人欲解放思想等。正是船山启蒙思想孕育出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源头,梁启超概括其为社会变革"最初的原动力",章太炎总括其为近世民族复兴"木本水源"的思想本源。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景象,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大课题。船山思想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具有"日新"的当代价值。弘扬以船山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启蒙的主将梁启超以特有的敏锐自信,身体力行于文学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文学界革命,是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它借助思想革命的力量,打破了旧有文学的因循死寂,勉力担负起民族精神革新、民族文明再造的重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初步构建新文学的殿堂。本文试图以梁启超为中心,论述20世纪初年文学界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