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清代顺天乡试特色

清代直隶省成为全国科举大省,从其乡试看颇具特色:顺天乡试与全国的会试共用一贡院,甚至皇帝亲临视察;顺天乡试考生要远远超出了直隶举子的范围,如全国的国子监贡监生等;顺天府的考官资质也远远高于其它省。从顺天贡院、顺天考生、顺天考官三个因子即可管窥顺天乡试的特色。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

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乡试是各省人文教育活动的重大事件,对区域政治、文化、教育、民风等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末科乡试的考试内容已脱离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为讲求经世致用。尽管科举制已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改革,从考试的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仍然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在当时科举与学堂难以协调发展的情况下,最终导致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结局。     

己卯顺天榜乡试案实为诽谤案

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案,前科状元李蟠为主考,前科探花姜宸英为副主考。放榜后,落第士子起哄,以匿名揭文罗织罪名,御史鹿佑徇私弹劾,致主考放逐,副主考监中自杀。后经康熙主持复试,原取士子无一落第。事实证明,己卯顺天乡试并不是舞弊案,而是诽谤案。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明清小说中的乡试违式、填榜、科录考析

明清小说作者参加过乡试的比较多,他们对乡试最为熟悉,其中有关乡试违式、填榜和科录的具体事宜,科举文献并未载录全部规制细节,小说作者却对此有所表现,他们以其亲身经历对此进行细致描述,反映了科举制度在实行过程中的实际面貌。查找小说中的相关资料可以起到补充科举史料的作用。     

“巳卯”应为“己卯”

年届三十仍然在赶考求仕,这在今人看来好象年岁大了,但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商衍鎏所撰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曾记述了几个特例。广东顺德有位叫黄章的老人,康熙三十八年巳卯科顺天乡试时已经一百岁了,还远赴千里入京应北闱试,入场的时候,写了"百岁现场"四字在灯笼上,令曾孙拎着在前面开道。广东还有一位叫谢启祚的九十六岁应乡试,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中举人。     

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

陕西贡院位于陕西西安,实为陕甘乡试考场,故也称＂陕甘贡院＂。明清时期来这里参加乡试的考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湟地区以及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的书生,最多时有近万人。陕西贡院遂成为西北地区广大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集中地,造就了西安作为西北文教枢纽的历史地位,体现并发挥了重要的科举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折射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学校教育的极端落后。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清乾隆朝科举改革：动因、举措及影响

乾隆朝是清代进行最多科举改革的时期。为了扭转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与应对科场日益严峻的舞弊积习，在国力强盛与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执政者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品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决策者对乡试中额、会试时间、乡会试题型、考试内容等进行规模不一、程度不同、较成体系的改革，使乡会试三场考试之制最终定型，一直沿用至清末，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乾隆朝多数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减轻了士子考试压力，增加了考试的客观性、可比性与公平性，促进了清诗的繁荣发展；但改制亦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增加了士子学习与备考的负担，减少了考试的特色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明代科举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而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为提高选才质量提供了条件。明代"童生"考试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而非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考试。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其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仅为赐予破格任用,而非赐予出身,故不应称之为"科"和"出身"。     

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探析

冒籍是清代科举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顺天府冒籍现象较为突出。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科举的繁兴、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京畿地区出现了大批流寓人口,他们通过寄籍顺天,参加科举考试,猎取科举名额,给京畿科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清代统治者通过稽查户籍、设立廪保、强化惩戒、严格审音等手段,严防科举过程中的冒籍现象,从而为广大士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科举环境,有利于科举秩序的稳定。     

晚清童生群体生活实态考察--以《南部档案》为支撑

清代,最底层科考士子童生作为失语者比附在科举行伍之列。大多数童生终其一生都难以仕进上达,学界对失语者童生关注不够,如何使失语者童生发出声音显得必要。《南部档案》中童生档案卷宗较多,从籍贯、住地、年龄、生计职业等方面可深描出晚清南部县童生群体生活的实态,同时对认知晚清南部县地方知识大有裨益。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

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七千多名举子家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尽管获得科举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居住城市的举子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比乡居举子大得多,但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清初汉族士人政治处境及心态考略——以己未博学鸿儒科“新朝士人”为考察对象

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儒科前,"新朝士人"虽已在政治上归附了清朝,但"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处境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慌与失落,个体价值无所归依,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他们与朝廷处于一种淡淡的"疏离"态势之中。博学鸿儒科的诏举使"新朝士人"在文化上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政治态度由"疏离"彻底转向"归附"。汉族士人的"国家效忠"意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超越了"民族认同"成为决定他们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     

试论清代八旗的翻译科考试

翻译科考试是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清朝统治者加强其政治文化统治的一项重要政策,同时也是清统治者借此保持和维护满蒙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并进而积极吸收汉民族优秀文化的政策之一。翻译科考试采取了历代科举考试的基本规制,其考试内容和取录方式也一仍其旧,在科举考试的某些方面,则根据八旗翻译科的实际情况做了相应的改革。     

清入关前汉军举人群体考述

入关前，清（后金）共举行了三次科举考试，取中33人，其中汉军19名。依据16名的仕宦资料，可知清入关前的科举考试主要是针对在职的汉军文人而举办的。以清入关为分水岭，之前多供职于清（后金）的中央政府，之后则主要任职于地方，为清朝统一全国、巩固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尤其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科举制度是士绅阶层存在的支柱,而科举制度的停废,意味着其原有阶层流动的渠道不再畅通,于是绅士便分流到新式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变动。但是,作为统治中国社会特权等级阶层的绅士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