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六赋写梦述评

汉赋是汉代创新的文学形式,是汉代文学的主潮之一。汉赋名家和名作,在创作思想与艺术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尽管汉赋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在文学史上却自有其重要地位。从梦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早在先秦时期,写梦就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色,《诗经》中的《斯干》、《无羊》,《庄子》的梦理论与梦寓言,《左传》的大量记梦,屈原的“梦登天”(《惜诵》)等,便是其代表。汉赋继承了先秦写梦的传统,并有新的开拓。一是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专门写梦之作:王延寿的《梦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痴人说梦梦方幽──读《中国梦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

痴人说梦梦方幽──读《中国梦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李剑国“我的爱，我的思，我的心，我的魂，都凝结在我以痴狂的热力设计建造的这个研究梦文学（梦文化）的梦里了。”─—傅正谷先生在其新著《中国梦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哟自序中如是说。于是我想到一句成语正好...     

《梦赋》:中国最早专门写梦的名作——略论《梦赋》的写作特色及其理论价值

<正> 汉赋在其发展过程中,虽有不少弊病(如形式主义),但从梦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去考察,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汉赋写梦,较有成就者为《李夫人赋》、《长门赋》、《通幽赋》、《思玄赋》、《检逸赋》等,最有成就者为《梦赋》。它是中国最早专门写梦的名作,是一篇形象化的梦理论,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梦理论价值。《梦赋》的作者王延寿,是汉楚辞注家王逸之子。《后汉书·王逸传》载:“(王逸)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厉。后溺水死,时年二十余。”注:“张华《博物志》曰:‘王子山与父叔师(王逸之字)到泰山从鲍子真学算,到     

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

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就是先秦时期的外交使节是以“辩士”为主 ,“勇士”(“壮士”)次之 ,而汉代则以“勇士”(“壮士”)为主 ,“辩士”次之。先秦与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特点的这种变化 ,根本原因是由于汉代突破了先秦时代的“外交圈”所导致的 ,即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 ,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     

《红楼梦》贾氏名讳隐意臆说

明清文化和文学具有向梦幻拓展的内在趋向。“梦”作为“原本思维”,其表达方式具有浓缩-转移-象征的特征,梦的意义又可区分为“显意”和“隐意”两个层面。《红楼梦》是明清梦文化或梦文学的代表性著作,因此研究《红楼梦》这个大梦时应注意到它的浓缩性、转移性、象征性以及显意与隐意的层面。本文仅就《红楼梦》中贾氏名讳的隐意与显意作一探讨,即从这一点上来看《红楼梦》深邃的意蕴和它的反现实反封建的潜在意向及其艺术构思经营之匠心。《红梦楼》有名姓人物达三百,其中贾氏竟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实践论视域中的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的基本信念是坚信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遵循着同样的法则,但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是一个矛盾共同体。中国哲学史就是这一矛盾演化的历史：即一方面建构某种“天人合一”的模式,另一方面又不断批判和修正这种已经成型的“天人合一”模式。以“基本问题”为切入点,中国古代哲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秦至两汉)是以“神学”模式解释宇宙法则进而建立的天人合一模式;第二期(魏晋至两宋)是以“理性化”模式解释宇宙法则进而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模式;第三期(明清两代)是以人心之理代替宇宙之理,进而导向对历史实践活动的重视。     

周公事迹新说

终先秦史两千年,周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虽然人们常将其与文王、武王并论,但事实上,周公的历史地位远在文王、武王之上。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著名史家夏曾佑更说得具体:“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周公的历史地位如此显赫,倒不是因为他“制礼作乐”,为中国礼乐艾化先,而是人们认为他在政治上辅佐成王,尽君臣之义,为后世君臣名分立下了一座丰碑。《苟子·儒效》载: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

从“世妇”之称谓看今古文经说之异同陈建（香港中文大学）“世妇”一词，颇见于先秦文献之所载，其中以《礼记》、《左传》、《周礼》三书出现较多；从此词结合古代之史实及官制，正可窥见我国自先秦以来即有颇为完备之“后妃”制度。可是古代学术上素有今古文经学之争，...     

“赤县”试释

我国古籍中,中国有许多别称,“赤县”即其一。中国称为“赤县”,由来已久。《谷梁传·桓公五年》:“九州之内名曰赤县。”战国时的《邹子》一书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但是,中国何以称为“赤县”,似乎缺乏更具体的解释。我认为,“赤县”是指天子帝王所居之“王畿”,即京都,因此用以指称整个中国。试解释如下: “县”,繁体作“縣”,右旁为“系”,左旁为“首”字的倒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縣,繫也。从系持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繫,当作系,引申之则为所系之称。会意。”可见,“县(縣)”字的本义是指“首(首领、首脑)之所系”或“首之所在”,所以古代就把帝王天子所在之京都称为“县”。如《礼记·王畿》说:“(王畿)     

梦窗词艺术初论

<正> 宋词和唐诗一样,其后期创作确是盛极难继,此时的词人为能写出传世之作,就着力在艺术上创新,以造成自己作品独特的面貌。吴文英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对吴文英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与他同时的尹焕说:“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天下之公害也”(《花庵词选》引)。宋末的张炎则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词源》)。后人或褒或贬,各有其论。以作品数量论,宋代著名词人中,梦窗词仅次于稼轩词,吴、辛的生活时期相去不远,但二人经历不同,词风迥异。辛弃疾有兼济恢复之志,出将入相之才,吴文英奔走权门,终生布衣,前者是“大声镗鎝,小声铿?”(刘克在《后村诗话》)的钟鼓,后者却象“病翼惊秋,枯形阅世”(王沂孙》齐天乐》)的秋蝉。因此,由人品、气格看,吴文英当然不得入大词人之列。但因其突出的艺术特色,仍使之不失为独具风格的重要词人。     

刘熙载《艺概》中的援《易》立说

《周易》这部古老奇特、内蕴丰富的先秦典籍 ,作为冠居“群经”之首的儒家经典 ,对中国古代诸多学术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文学艺术领域而言 ,推崇《周易》卦象的美学意蕴 ,经传辞章的风格典范 ,以及依傍 ,发挥《周易》的象数内涵、义理思想以阐述文艺观念 ,在中国古代文艺论著中屡有所见。晚清学者刘熙载 ( 1813— 1881) ,在其文艺论著《艺概》中 ,也曾援《易》立说 ,这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至“尾声”阶段仍然深受《周易》影响的代表性例证。《艺概》中援《易》立说的文字 ,有二十几则 ,它们或直接引用《周易》经、传辞句 ,或…     

楚国南界已越过南岭

<正> 《后汉书·南蛮传》载:“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学者认为这已说得很清楚,“洞庭为蛮地,苍梧为越地.”(蒙默《扬越地域考》)苍梧地望已跨南岭.两广从事考古的同志,亦以考古材料阐明先秦时期“楚国的南界实际上已越过南岭.”近有学者对上说表示异议,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有力的文献资料或考古材料能确证岭南地区先秦时期曾属楚国疆域.”学术探讨,各抒己见.兹就本人从事广东旧方志研究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罗列如下,说明先秦时期岭南确有部分地区已属楚国疆域,请学者指正.     

“先识造化”与“先识仁”——从关学与洛学的异同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及其转型

关学与洛学,同属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宋元学案·序录》云: “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这里说的“大本”是指“道”,即儒道。张载与二程同承孔孟,同明儒道,故云其“大本则一也”。程颐曾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遗书》卷二十一下)“天”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有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含义,浑沦言之,张载与二程同以儒家所谓“天”为本,亦可谓“大本则一也”。但析而言之,张载以“太虚之气”为天,以“气化”为道,与二程所谓“天者理也”(《遗书》卷十一)、“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遗书》卷十五)实又有哲     

论中国哲学中的体认方法

中国哲学中的“体认”,因古汉语的特征而被古代哲学家简称为“体”。先秦庄子就认为对“道”的认识只能是“体道”。以后《淮南子·汜论训》也说:“圣人以身体之”。而到汉魏三国玄学贵元盛行之时,王弼认为对贵无本体的认     

前期儒家的生命哲学

一 中国思想史肇始于“青铜时代”,即殷商西周时期。伴随殷周之际文化上从神本到人本之观念转换的,是主体“优患意识”的诞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日文》)忧患意识的实质,是对人之作为主体的自立性和相应的责任感的觉悟。这种觉悟乃最终导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先秦人文思潮。 孔子富于一种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这种性格的生动写照。所以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以下该书只注篇名)坚信“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孔子性格的另一面。比如他时常感叹:“死生有     

稷下荀学体系(上)

<正> 荀子是先秦最博学的哲人,他的学说遍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名学(逻辑)、法学、历史、军事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对先秦诸子几乎都作过批判,又有所吸收,立足于儒道,汇通百家之学,成为先秦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荀子博而据要,他最最突出的贡献仍然是在哲学方面,是先秦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惯于运用“本来相顺,终始相应”(《礼论》)、“物各从其类也”、“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劝学》)、“凡物(事物)有乘(根原)而来”(《大略》)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追根求源、清枝理蔓地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体系。表现出一种鲜明的超迈旧说、刻意求新的战斗精神与创造精神。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寇养厚１《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歌永言＂，最早提出了诗歌的“言志＂问题。在先秦时期，＂志＂与＂情”当然有微别：前者主要指人的志向、怀抱、理想，偏于理性范畴，重在表现人的社会性，如孔子说＂各言其志＂（《论语·先进》）；...     

先秦道论的演进

自原始的阴阳说(《易经》)与五行说(《尚书、洪范》)开始,先秦的哲人便已试图对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作出哲学的解释,后者即构成了天道观的基本内容。当然,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体系,往往具有相异的解释模式。原始的阴阳五行说,注重的是动力因与质料因的探索;孔墨主要在“天命”或“天志”的框架下展开各自的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