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与” “与”考源

“与”字为“誉”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与”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与”简省而来的,“”、“”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含蓄暗示与客观展示——论"春秋笔法"对《红楼梦》叙事艺术的影响

作为曹雪芹的主要叙事谋略，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在《红楼梦》中有着广泛而成功的运用，这使《红楼梦》在叙事艺术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含蓄暗示与客观展示。具体而言，隐晦的“春秋笔法”使小说在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意旨表达等许多方面达到深文曲笔、义见丈外的艺术效果；讲究客观冷静的“春秋笔法”还使小说在客观叙事方面达到相当高度，作者分别采取与叙述者刻意疏离、运用限知视角、客观叙述口吻、对心理描写的规避等策略以达到叙述的“无我”境界。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春秋笔法话《春秋》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按编年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72—前481）,现存1．6万多字,略有缺失。它虽简略,但以鲁国为依据,记述涉及这个时期的历史大事,相当准确地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社会生活诸方面内容。相传为孔子所作,但据近代学者考证,应是鲁国史官集体创作。也有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春秋》确是一部国史,因材料散乱,孔子重新编订。不管怎样,这部史书确实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因而被视为儒家的经典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旧人”与“新人”的融合

在莎士比亚早期的抒情诗和喜剧中 ,古希腊式的爱欲冲动与个性自由、基督教式的节制忍耐与仁慈博爱 ,水乳交融 ,基督教文化在剔除了极端的禁欲主义成分后显示出自然人性的活泼与亮丽。早期历史剧在肯定人的现实欲望的合理性以及人自身力量与价值的同时 ,又仰望上帝的恩典 ,把耶稣式仁慈宽厚的秉性赋予了人间的帝王。中期的悲剧一方面描绘了“恶欲践踏仁厚”的现实 ,另一方面又以宽厚、仁慈、博爱作为映照是非善恶之明镜 ,在道义上鞭挞邪恶。晚期的传奇剧更是在仁慈、宽厚、节制、博爱等基督式的宽广与深沉中表现了对人类的理想与希望。莎士比亚的创作集中表现了世俗人本传统与宗教人本传统的融合 ,其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比以往我国学界所理解的要丰富得多。莎士比亚的创作把中世纪时代的“旧人”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新人”融为了一体。     

“娱” 还 是 “愚”？——读《娱乐至死》

传媒数字化时代,重读《娱乐至死》具有新的启示。人们既不会因传媒的娱乐化而“至死”,也不会因需求娱乐的本能而失去娱乐。我们需要的是智慧的培养和鉴别力的提升。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红楼梦》诗性叙事探析

诗歌一直是纯粹的语言艺术,而传统小说则是文学亲近抚慰大众的通俗艺术。不过,《红楼梦》是一个例外。意象与境界的建构,象征、隐喻、复义、反讽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使《红楼梦》的叙事成为诗性叙事,因而它比一般的传统小说更具有艺术质感。     

《红楼梦》叙事中的诗词运用

《红楼梦》的叙事文本中穿插有大量诗词韵文,这种现象使小说带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因为这些诗语是作者情动于中而发的。然而由于它们存在于冷静的叙事中,具有形式上的差别性,并且在接受传播中处于某种游离状态,又使得其阐释空间被拓展,连同小说意旨都变得浑含。参与叙事、意象指喻、委婉含蓄、情景交融是红楼诗词的特点,这有别于西方小说中的诗语抒情。联系作者生平和才情,可发现这些诗语中贯穿着作者的情感核心,即对现实人生的爱之深与对理想破灭的恨之切。     

《红楼梦》经济叙事及其意义生成

《红楼梦》意义世界的生成,与其对经济活动的讲述大有关系。经济活动作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在世情小说中自然而又隐性地自成一套叙事系统,为文本植入了特殊的意义。以经济视角看《红楼梦》叙事,其人物与经济相关的行为,如收入、分配、理财与消费等,均值得做深入文本内部的细究和详察,作为财富象征的金银也成为携带意义的符号。不正常的收支、奢靡腐朽的生活是以贾府为核心的四大家族败落的主因,其折射出贵族地主阶级崩溃的必然。月钱、年物等的分配叙事在小说中常常浮现,其并非无关紧要的“闲笔”,实则暗伏各种欲望之下的人物关系和家庭内部矛盾。王熙凤和贾探春在持家理财上的策略异趋,反映出不同的人生追求,也凸显了“末世”毁灭一切价值的悲剧意义。人与物、欲望与幻灭的关系,既是文本最深层的隐喻,也是《红楼梦》经济叙事最重要的寓意所在。     

《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

本篇侧重论述《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红楼梦》哲学是“无”的哲学,是“心”的哲学（形象性的心学）,其最高的哲学境界是“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其哲学视角是“天眼”、“道眼”式的大观视角。其哲学方式是好与了、观与止、色与空、阴与阳、真与假、是与非相通为一的“不二法门”。《红楼梦》作为异端性诗化的心学,与儒、道、释相关而自成一格局。     

论《红楼梦》中的戏曲艺术

《红楼梦》叙事思维里存有许多戏曲艺术因子。这一点可以从整体艺术架构、上场下场、人事离合、虚拟场景、丑角艺术等方面看出。本文拟就从这几个方面分析古典戏曲艺术对《红楼梦》叙事思维的影响。     

唐伯虎与《红楼梦》

从对比的角度,阐述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无论是在小说中诗歌的具体创作、故事情节的安排以及创作思想上,都从唐伯虎那里得到了借鉴。     

《金粉世家》与《红楼梦》

《金粉世家》是张恨水小说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这与张恨水对《红楼梦》的学习、借鉴甚至模仿是分不开的。笔者认为,《金粉世家》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塑造和艺术表现技巧上都自觉不自觉受《红楼梦》之深刻影响,可以说,《红楼梦》对《金粉世家》的创作来说具有原型的意义。     

谈《红楼梦》中的视角艺术

与其它古典小说相比,《红楼梦》显示出了极大的叙事智慧,其中视角艺术的运用更增强了作品 的叙事张力和审美效果。作品通过恰当调节作者与叙事者的距离、精心安排视角的流动和巧妙运用双重复合 视角,使人物性格更加突出、叙事结构更加巧妙。事实证明,从作品的外部技巧入手,更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 小说文本深层的技巧和神韵,更好地领悟古典优秀小说的艺术精华。     

论《红楼梦》的女性视角

《红楼梦》的叙述视角是女性视角。其女性视角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曹雪芹双性同体的艺术创作特征;第二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观察点;第三是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和对女性价值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