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沦陷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从此开始了其在广州7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广州的日伪政权根据侵略战争需要,继承了战前广东地方政府实施已久的保甲制度,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这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日伪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掠夺的强制性和利己的随意性,这正好突显了日伪殖民统治的特征。     

经济学视角下的古代连坐和保甲制度--对《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一文的评论

张维迎教授与邓峰博士的《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一文 (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2 0 0 3年第 3期 )从构成现代微观经济理论最富有活力的分支之一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视角出发 ,对中国古代以连坐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连带责任以及现代社会的各种连带责任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作者认为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连坐和保甲制度成为存在非对称信息时的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以保甲和连坐为重要内容的连带责任 ,是小政府在有限的信息约束下控制大国家的有效手段” ,“中国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 ,正是依靠着保甲制度和连带责任 ,连同官僚体制、君权和相权的…     

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 ,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不仅对农民的编户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在籍”人户 (即编审册上的人户 )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而且对乡村实施更严格和更直接的统治。清代中期以后 ,在保甲体制下 ,村庄负责人———乡保、牌甲长从普通的中等农民中产生 ,保证了州县政府能够顺畅地对乡村行使职权 ,并通过对乡村负责人严格控制与压榨 ,实现对乡村的统治。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 ,掌控村庄和农户 ,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结合比以前更加紧密。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清雍正时期保甲制的推广和完善

雍正年间是清代保甲制推广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雍正二年清廷颁行《圣谕广训》,在民间深化保甲法的影响力,促进其施行。雍正四年颁行保甲法,以巩固保甲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执行,扩大了保甲法的实施范围。各种保甲特别法将保甲制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归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士绅阶层,对保甲制在全国的施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与完善作用。然而雍正年间官员以保甲户口登记作为国家户口编查根本方式的提议,遭到清廷否决,保甲制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国家户口管理的根本制度。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明代中期福建沿海地域保甲制度的演变

明代中期(嘉靖、隆庆与万历时期)是保甲法在各地大范围推行,机制日益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就福建而言,由于倭乱肆虐,保甲法实施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由局部实施发展为全省推行,而沿海地域备受重视。这一时期的保甲制大都形成独立的实施体系,细则亦日趋复杂完备,保甲与乡约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形成约保一体。在保甲制的具体施行方式上,地方官员可以对上级相关规定加以细化、变通和深化。同时,保甲法带有较强的应时性与反复性,具有实效短、实施不稳定、规程多变的特征,影响实施效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日伪统治时期“粮谷出荷”政策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影响

“粮谷出荷”是日伪统治时期农民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是在农业统制政策下,以极低的官定价格,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把日伪所需的农产品全部掠夺到手。该政策的实施完全是依据“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表现出明显的掠夺性,农民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完成任务。“粮谷出荷”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抗战时期上海地区日伪关系探析

抗战时期 ,日伪两方都认识到上海地区在政权存续方面的重要性 ,日方将对上海的占领置于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整体计划之中 ,伪方也将巩固政权寄托于上海的繁荣上。但是 ,日伪在有限的利益分配上也有诸方面的问题 ,如经济利益的矛盾、人事矛盾及汪伪建军问题上的矛盾等 ,使得上海地区日伪关系错综复杂。     

论清代北方乡约和保甲的关系

清代北方乡约与保甲的职能虽仍各有侧重,但两者的职能差异逐渐复杂化,且这种差异逐渐缩小,有的乡约对保甲还具有监督甚或领导作用。乡约与保甲关系的这些新变化,与清代北方乡约的普遍行政组织化有关。     

嘉庆年间天地会在广东复兴的社会根源

嘉庆年间天地会在广东的复兴 ,源于当时广东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变化。人口剧增 ,导致农村出现剩余人口 ,从而为天地会复兴奠定了社会基础。土地兼并严重 ,剥夺了农民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依靠个体力量谋生的权利 ,使天地会复兴有了经济上的可能性。而保甲制与宗族制被削弱 ,致使社会控制弱化 ,为天地会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     

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     

新疆农业40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0年了,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走过了光辉的历程。1950年,新疆各族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保甲制度,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通过选举建立了乡人民政权,广大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1951—1952年上半年,进行了减租反恶霸运动,集中力量打击了少数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削弱了封建势力对农民的压榨,减轻了农民的地租负担。1952年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

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也是中国历史上为应付战乱,统制民力,实行人口管理军事化的一种制度。它历史久远,几乎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源头。但保甲制度成为风靡全国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管理制度并为世人所熟知,莫过于30年代开始的,由南京国民政府倡导并强行在全国推行的"保甲运动"。本文意在考察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过程,阐明其出现的历史原因,企望进一步揭示其客观引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与现代的社会组织以个人为要素的方式不同,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最本质的特征是以"户"（家庭）为…     

“运”而不“动”:华北沦陷区日伪铁路“爱护村运动”及其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控制铁路沿线治安、打击反日力量，从1937年开始陆续将华北沦陷区铁路沿线的村庄划入“爱护村”范围，并开展了规模庞大的铁路“爱护村运动”。日伪通过各种手段动员铁路沿线村民尽心护路，但效果并不如预期。“爱护村”加重了华北农民的生活负担，其中无法解决的经费困境和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使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了矛盾分歧。这场由日伪运作、多方参与的“爱护村运动”在1945年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走向终结。     

佛教文化与冀东民间艺术皮影戏汇合之滥觞

通过文献资料法和历史研究法,在了解冀东影戏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佛教文化在冀东地域的传播对皮影艺术的影响、佛教文化与冀东皮影戏的汇合、佛学文化视野下冀东皮影戏的现代传承三个方面,对佛教文化与冀东民间艺术皮影戏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了追本溯源的历史考察工作。研究认为,冀东皮影戏吸收佛教文化"俗讲"演绎形式的母体基因,变文讲唱是佛教音乐文化与冀东影戏联络的母本,二者之间存在"底层"与"借用"关系,冀东影戏"佛化"的人物形象特征、唱腔艺术和影戏剧目均是佛教文化的孑变。     

国民政府“乡镇公共造产”的历史教训

"乡镇公共造产"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的农村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大后方实行新县制和保甲制后,产生的县乡镇村街保甲的行政经费问题,但因为它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人民的意愿,结果事与愿违,不但未能解决国民政府县乡镇的财政问题,反而劳民伤财,给农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论日伪对江苏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统治

抗日战争期间 ,侵华日军通过扶植傀儡政权的方式稳定其在占领区的统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日伪在江苏地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首先论及日伪在江苏的基层政权建立的情况 ,即由维持会、自治会向县级傀儡政权转变的过程。其次 ,对日伪在基层社会的控制手段进行了研究 ,并认为清乡运动是日伪将其统治触角延伸至乡村基层社会的手段。最后 ,本文还对日伪控制基层社会之绩效进行了评价 ,认为只是在汪精卫政权建立以后 ,日伪通过清乡才在苏南地区实现了对县一级政权的控制 ,而在苏中和苏北则仍然无法完全控制县级政权。至于乡镇以下的基层政权 ,尤其是在农村 ,日伪政权则基本无法实施有效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