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电影记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艺术界的解禁与开放,使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获得了重生,其叙事艺术方面在承接之前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叙事主题趋于多元化,由此带来了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艺术发展的第二次繁荣。     

从叙事、修辞看影片《农奴》的政治表意策略

<农奴>是新中国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其故事肌理中隐含着诸多未曾明言的话语.影片中强巴的反抗历程,呈现了一个少数民族阶级兄弟在解放军的感召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被唤醒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同时,兰尕这一形象也反映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已经进入并承担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位置和功能.<农奴>形象地表明了各民族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反动统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最终获得自由、当家作主.这对组织认同新诞生的民族国家,构建少数民族在新生国家中的话语地位和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新型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统帅与经典:《内蒙人民的胜利》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从《内蒙春光》到《内蒙人民的胜利》的修改聚焦在对待王爷的政策,纠正了不利于当时统战工作、忽略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打击共同敌人这一政策思想。这一改动充分体现了文艺必须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才能正确地开展,并昭引之后的每一部少数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艺术思维和实践的“桃源地”——看《达吉和她的父亲》

回顾"十七年"电影历史,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当有些主题和该有的艺术形象,无法出现在新中国的主流电影中时,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就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影片也成为人们期待下的某些艺术思维和实践的桃源之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气氛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给了新中国电影创作者更大的空间。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十七年电影关于女性的主题实际上是阶级的、革命的主题,而不是性别的主题。任何女性的爱情经历或者转变成英雄的主题,其最终的指向是政治命题。☉女性性别与身份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在政治生活领域由     

柳暗花明的尽头——《五朵金花》的经典意义

《五朵金花》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打破了当时我国电影拷贝在国外发行的记录,并于1960年在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银鹰奖,女主角的饰演者杨丽坤获最佳女演员银鹰奖章。周恩来总理称赞这部片子:《五朵金花》为我们的电影开创了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