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中的平衡:政府间的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

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需要张弛有度,因此,多个行政主体经过科学审慎的信息评估,会进行政策扩张或政策收缩以适应情境变化。但在缺乏法律规范和有效监督时,在政策空白地带,多个政府有利可图则实施政策扩张和彼此争利,无利可图则实施政策收缩和互相扯皮,公共领域利益陷入"公用地悲剧"状态而难以监管。因此,需在法律层面对多个行政主体的独立地位予以确认,对政府间的行为界限予以明确,建构伙伴型政府间关系,促使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在博弈中实现秩序平衡,维护不同范围的公共利益,尊重多种利益群体的意见,实现各个层面的政策目标。     

协同治理:政策冲突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局限,走出政策冲突困境的新思路,既是政策冲突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集体决策机制与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政策冲突。     

政策网络氛围下的合作治理

现代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参与者之间形成一定的网络，以此影响着公共政策。政策网络既不是从上至下的治理模式也不是从下往上的影响模式，而是政府在协调各个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综合做出的政策选择。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的制度性原因与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主要表现为行政过程效能衰减、行政协调效能衰减、行政成本隐性膨胀。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我国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主要以政策复制和配额管理作为行政控制和执行策略,其在有效保证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的同时,也对行政机制形成了负反馈,这是基层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调整纵向各层级政府的职责结构,建立行政组织间的协调裁决机制,以增强基层政府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回应性为导向,将基层"一票否决"刚性要求纳入行政裁决的法治化框架,激励基层干部敢做事、做实事。     

公共政策治理中的政策规避现象研究——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例

政策规避是公共政策治理中的非常重要的现象。本文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例,研究政策规避类型,包括逃离政策空间、收买政策主体、获取政策资格、利用政策空白和消解政策损失等。公共政策规避在渴望规避和能够规避的背景下产生,并且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各个主体需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与修正等多个层面,采取相应的举措消减政策规避现象。     

公共政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机制的行政学分析

行政分权改革运动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过去的那种命令与附属关系已经改变,地方政府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能力与中央政府进行公共政策博弈的利益主体。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两种公共政策博弈模型——强制性公共政策博弈与诱致性公共政策博弈的归纳与分析,发现公共政策中的讨价还价、虚假执行和变相执行等博弈行为已经严重影响政策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公共政策博弈的环境要素和政策建议两个方面实现我国的公共政策博弈的治理。     

基于多智能体的城市群政策协调建模与仿真

以城市群多政府互动与政策偏好演化为例,通过概念模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型的完整建模过程构建一个多智能体仿真模型,基于动力系统理论构建微观决策主体的偏好演化机制,基于复杂网络模型模拟宏观社会网络的拓扑演化规则,并对仿真模型和模拟结果进行效度和信度的检验。模拟实验探讨了全局交互周期比例、局部交互连接概率、行政/激励调控措施及其交叉作用对城市群政策协调演化的动态影响,并结合大样本模拟数据的统计分析,为促进城市群协调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参考,是多智能体建模与仿真(ABMS)在公共管理和政策领域的前沿拓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体系,也是政府组织模拟实验研究(行政学科计算化与实验化)的一次新尝试。     

政策物公平性与执行的有效性

政策是政府或公共权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它通常表现为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的政治措施和复杂过程，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政策执行的效果往往受到圹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政府本身的公平与否便是对政策的执行效果有着重要影响的制约因素。     

浅议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性的流失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彰显着民主、公平、参与及责任的公共精神。作为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转型期制度设计不完善使得我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性流失严重,产生了明显的社会负面影响,需要在政府利益、政策制定体系、公民参与、行政文化等方面进行探索,防止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性流失。     

从政策网络视角看食品安全政策

食品安全问题国内国际普遍关注。本文运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食品安全政策各主体之间形成的各政策网络、各次级网络主体间关系，并从政策网络主体内部关系不协调、主体有限性、不平衡性的角度分析和解释了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本文的结论是平衡食品安全政策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充权于民，使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性组织和代表行业利益的行业协会更多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办法。     

地方政府的角色原型、利益选择和行为差异——一项基于政策过程研究的地方政府理论

通过研究地方政府在国有产权分配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分析了政府行为背后的利益取向和博弈行为,指出地方政府具有代理人和自利者的双重角色原型,进而区分了计划型,竞争型、监管型和保护型4种类型的地方政府。地方国有比例的高低,对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利益选择有显著影响,并决定了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路径、方式和结果。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迫切需要政府调整其角色定位和行为激励,改变国有产权分级所有的体制,让地方政府不再直接拥有国有企业。     

地震后房地产政策变化中利益集团博弈分析——以四川成都温江区房地产利益集团为例

“5．12”地震后，受宏观经济及震灾后的影响，四川房地产业遭受了重创。在推动房市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发商、消费者三个博弈主体，围绕各自的利益追求，主动或消极地参与房地产政策的制定。本文以成都市温江区地震后房产政策的变化为例，分析了三个博弈主体的行为。     

扶贫工作中的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正农村扶贫工作暗含两套逻辑:一个是政策执行,具体表现为相关政策自上而下逐步落实,遵循行政逻辑;另一个是基层治理,是各利益主体围绕政策及其资源展开的博弈和互动,遵循治理逻辑。在扶贫工作实践中,存在治理消解行政的现象,即国家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完全按照科层制的逻辑自上而下严格执行,而是会受到基层治理     

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及治理进路

互联网环境下,传统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受到挑战并逐步转向。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制定主体和政策议程设置方式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政策议程设置结果更为贴近民意。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不同的公众网络行为成为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的主要路径。政府需要在增强自身能力、拓宽政策议程采纳渠道、提升公众有序政治参与能力、正确处理媒体与政府关系等方面加强治理。     

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表征与系统性矫治

政策执行是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关涉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其碎片化的组织结构具体表现为央地碎片化、同地碎片化、部际碎片化,根本原因在于错综复杂的府际关系、本末倒置的权责关系、南辕北辙的执行关系、复合叠加的职责关系。基层治理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破解之道在于科学运用系统性理论,构建以信任与效能为核心的政策执行思维体系,健全以利益补偿与科学考核为中心的政策执行机制,建构以“三级融合式”为重心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政府与市场心理因素的经济影响及其测度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学的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在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经济主体会基于自己掌握的信息和认知能力，学习、解读政策含义，形成对政策影响的预期，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最优决策，从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因此，研究政府政策背景下各类经济主体的预期等心理因素的产生原因与形成过程，以及经济主体心理因素对经济运行与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是深刻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提出利用人工智能特别是机器学习方法，从海量非结构化大数据提取政府政策变化与各类经济主体对政策变化的反应等信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经济政策与经济主体的互动关系，以及经济主体心理因素如何影响经济运行与政策效应，并探讨发展非结构化大数据计量经济学，推动形成分析经济政策背景下经济主体心理因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范式，以深入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分析——以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执行为例

本文用博弈理论研究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为例,分析其中的四方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和低收入购房者——之间的博弈状况,探求各利益主体是如何影响政策的执行。     

政策工具优化组合与实体经济有效运转——基于“晋江经验”的研究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治理政策工具创新的主体，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特别是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晋江经验”的长时段考察，发现晋江地方政府适时的政策工具创新，促使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跃迁性特征。晋江在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设计与执行过程中，以政策目标为基础，以工具优化组合为关键，以工具执行权利与监督为保障，既符合实体企业家的利益和要求，又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治理目标和方向。“晋江经验”内含的“政策工具包”对于地方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的在地化组建具有政策扩散意义。     

制度陷阱与组织治理中的制度之困

当不同的制度条款不断涌现时,彼此各异甚至可能前后矛盾的制度内容反而会使组织陷入治理陷阱。领导者应科学定位制度工具在组织治理中的位置,客观认识制度之下行为引导的有限性,理性协调制度变更过程中的行为矛盾,充分尊重制度制定过程中必要的民主性,顺应社会需求提升制度工具效力。     

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受阻的博弈分析--以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责权关系变迁、政府治理价值导向以单位行政区为主体、环保监督乏力和追责无头等构成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受阻的根源。提高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力,要明确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改变以单位行政区域为治理主体的政府治理价值导向,构建体制化、标准化的多层系区域协同组织,推行环保督察"回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