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终极标准新探

道德终极标准是产生和推导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道德标准,是解决一切道德标准冲突的道德标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标准,因而也就是绝对的道德标准.它是由若干标准构成的道德标准体系: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总标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分标准1,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所谓的帕累托标准;无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分标准2,是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它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而在自我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     

论生命视域下教师道德养成教育探究

教师道德养成教育是指教师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方面的养成。教师道德养成教育应以生命为根基,教师道德养成教育的四方面内容都凸显着生命性。如今,在生命视域下教师道德养成教育出现了异化:生命道德认知意识淡薄;生命道德情感的冷落;生命道德信仰的偏失;生命道德意志的丧失。为此,教师道德养成教育应从生命视角培养教师"知、情、意、行",的统一,从而提高教师整体生命道德素养,完善教师生命!     

孟子“不忍人之心”的哲学阐释

孟子仁学能够同时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充分展开仁的超越性与可切近性的论证。人即仁,仁即人。人、仁始终统一。"不忍人之心"是可感、可知的,随意而发,随情而生,它可以与经验事物联系在一起,又可以获得形上的本体超越。人之"四端"萌动,仁意呈现。一切体仁、达仁的追求都不过是"四端"的发现与推广。"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工夫要求人们始终保持自己身上区别于动物的仁义之道,进而达到仁性本体。而以"亲亲"释仁,则准确地获得为仁情感的源发性与真切性。行仁、为仁的底线伦理就是敬爱父母、尊重父母,即善守孝道。王道艰深,但奥妙只在于"以德服人",即用自己的德行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与信服。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汉代情论的时代嬗变特性及其道德特征分析

无论是历史学、哲学还是心理学,"情"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西汉、东汉思想家们对"情"的认识是存在重大发展演变的,情的主旨从达道、王霸转移到了修性,情的认识论重心从人文逐渐转向理性,体现出时代嬗变的特性。两汉情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道德的实现,希望以君子为代表的道德精英们,运用自律、推己和移情等手段,通过情感的培养来塑造德性,发挥他们道德模范的影响,从而达到维护宗族稳定、引领和规范社会的目的。最终,汉代以伦理化、规范化的儒家情感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     

做好群众工作要培养共情力

共情力是站在他人的立场,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人的情绪、感受、想法,并且能对他人的感受产生情感共鸣,实质上反映的是人际之间的理解、平等与尊重,与群众建立和维系深厚的情感关系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基于此,领导干部应避免歧视和偏见,站在群众的立场,思考群众的问题,在认知上达到与群众的共情;也应怀揣一颗爱心,主动融入群众之中,以解民忧赢得群众的真情;领导干部还应工作积极"入情",要用真心读懂群众,并能学会倾听群众心声,从积极倾听中发现矛盾和问题,把对群众的真情落实在为民谋福祉的实践工作中,做到行为共情.     

略论儒家的"情"观

儒家对于情感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它基本上是把情与心、性等更为普遍性的概念合在一起思考。由于儒家内部的心、性观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最终,儒家的情观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一种观点视心为形而下者,视性为自然人性,所以最终视情为自然情欲;而另一种观点则视心、性、情为一,并视心、性为超越者,并随之承兑了一种“道德情感”。前者虽然揭示了情感的部分真相,但正是后者最终完成了儒家独特的情感形上学。     

法律义务设定原理研究

集体理性的形成必须要以道德层面存在共识为前提,这一道德共识的内容为"不得侵害他人"。"不得侵害他人"既是道德共识又是道德义务、并且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它由良知而生。法律义务的确立是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设定法律义务本质上就是在良知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     

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道德情感

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可见情感在人们追求真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做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晓之以理,而且更应动之以情,因为理不通过情的心灵内化,是不可能转化为符合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故所谓“情不通则理不达”。因此．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道德情感对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提高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道德情感倾向性．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 一、道德认识与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主体把握的一种特殊方式,是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基础上,通过自身对外界的体验和自身情绪的认识、控制而形…     

由“自私自利”通达“天下本体”——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人性论新解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自私自利"不能解作"利己主义",而是应该看作性善论背景下的自然起始状态。黄宗羲以性善论为基础建立其王道政治构想,以"自私自利"自然起始状态为现实实践的起点,继而唤醒人的不忍人之心,由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通过政府"作之君"与学校"作之师"的分立方式,达至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天下本体"状态。     

道德终极标准新探

道德终极标准是产生和推导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道德标准 ,是解决一切道德标准冲突的道德标准 ,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标准 ,因而也就是绝对的道德标准。它是由若干标准构成的道德标准体系 :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总标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道德终极标准 :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分标准 1 ,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 ,亦即所谓的帕累托标准 :无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分标准 2 ,是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 :“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它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 ,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 ;而在自我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 ,表现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     

“情本体”的外推与内推

后现代哲学打破了启蒙理性的牢笼,但终究是否定性、破坏性的;提出以中国传统为依据的"情本体",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情本体"外推即政治哲学,提出了"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的区分。社会性公德类似于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但强调它的现代经济基础,以解构传统礼教的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宗教性私德有范导和适当构建社会性道德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两德关系都是今日中国关键问题之一。"情本体"内推即"以审美代宗教"的宗教哲学,它要解决海德格尔的"非本真本己"的异化,也要解决现代人"闲愁最苦"的无聊,即如何活、为什么活、活着怎样(指心境)。人生唯一的真实就是积淀下来的"情",只有对日常生活的珍惜之"情"才可能消化海德格尔的"畏"和"烦"。     

古代诗歌中的异质文化思想情感及其历史命运

中国古代文化中主要有两种与正统文化(道德文化)异质的文化,即半文明宗教文化和科学文化。在古代诗歌中,半文明宗教文化的思想情感在宗教的信仰、仪式和神话等三个方面都有表现;人文性科学文化的自我思想情感,则主要表现在爱情诗中,其次表现在某些思索生命和感叹人生的诗中。关于异质性自我思想情感的诗论主要是"性灵"说和"尊情"说。在古代诗歌中,正统道德文化的思想情感与异质文化的思想情感的历史关系是:随着正统道德思想情感的确立,与之异质的宗教思想情感很快消逝;随着正统道德思想情感的日渐僵化,与之异质的自我思想情感则日渐活跃,并最终与诗歌语言形式的变革相结合而产生了现代新诗。     

缘情造物理论的内涵、起源及演变--谈李商隐的写作特点

"诗缘情"是西晋陆机的理论观点 缘情造物是诗词的艺术手法和写作风格."托物之情,造物附意,心物融合",正是李商隐的话,乃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情与物是"随物以宛转,与情而徘徊"①."诗缘情"是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     

论先秦儒家道德理论的二重性

"治身"与"治世"是先秦儒家道德理论所包含的两个指向,分别针对的是"对己"和"对国"。先秦儒家主张以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伦理观念来约束个人行为,由每个人的道德提升推演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从而能够不依靠法律和暴力机构而实现社会大同。这种理论的初衷是好的,但其中所隐含的容易被他人利用的因子,最终导致了其道德理论的二重性。     

论人的“五力”协调与素质教育

智力、情感力、道德力、体能力和成就力是构成人的综合身心品质的五个主要方面。①智力可以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指的是人的整个心智系统的力，包括知、情、德、体等诸内容，狭义则指的是认知力，有别于情感力、道德力、体能力和成就力。本文“五力”协调论中的智力着眼于狭义的理解，意指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标志着一个人的聪慧水平。情感力指的是对情绪情感的知觉、理解、评估和表达的能力，内含着对自身情绪情感的把握和调节，对他人情绪情感的揣摩与驾驭，还包括一系列自我激励、自我承受和社…     

美好生活、道德契约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维度

公民道德建设是推动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实质是道德契约缺失从而造成背离美好生活的危机。道德契约是人们为了美好生活所达成的彼此道德期望的内隐协议,其本质是共情与互惠的内在统一。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以美好生活为目的,通过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敬畏感来建构道德契约,这既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维度也是公民道德的内在维度。     

休谟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哲学解读

在休谟的道德世界中,情感代替理性成为道德评判和道德原则的主宰,扭转了古代伦理学的理性思维,开启了自我的情感世界。休谟认为,道德的区别来源于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对自我而言,实则是一种基于苦乐感而来的特殊情感。同时,借助于人性中共有的同情感,个体自我的道德情感与他人相互传递、产生共鸣,普遍的道德基础和原则得以确立。重新审视休谟理论的情感特质,不仅可以展现他对丰富和发展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做出的独特贡献,也能反思当下人们为解决现代道德危机所提出的“非此即彼”的僵固思维模式。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儒家的情感观念

在汉语中,"情"从一开始就兼有两层基本含义:情感(人情);情实(事情)。在中国观念史、儒学史上,当"情"浑然不分地兼指人情与事情并且"情"与"性"并无截然分别的时候,此"情"为本源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也是当代儒学正在复兴的观念;当"情"严格地分别各指情感与事情并且情感被置于"性→情"架构之中的时候,此"情"为形下之情,这是帝国时代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总之,在本源层级上,儒家的情感观念不是一个伦理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