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性规制

基于社会转型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具有人权保护、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多维价值和功能。以利益参与、制度创新、文化约束为切入点对社会性规制的功能进行应然分析,归结出我国食品安全社会性规制的保障力、源动力、和谐力。以宏观上鼓励培育、中观上规范管理、微观上监督约束为逻辑进路,建构了制度化保障机制、规范化管理机制、社会化制约机制的我国食品安全社会性规制的实践机制体系。     

论企业约束机制

企业约束机制可分为内生约束机制和外生约束机制．其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的是产权约束。企业约束的不同状态可分为八种形态。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主要是：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筑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约束环境。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路径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多重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其基本特征体现为经济增长对高投资、外需、廉价劳动力、房地产和资源环境的依赖。形成这种多重路径依赖的根源是体制机制约束,包括要素定价机制、市场运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财税激励机制。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要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和效益,将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将经济发展的重点从短期因素转变为长期因素,将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调节需求转变为改善供给。要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路径依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湖南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与策略研究——以湖南岳阳市为个案的实证分析

湖南发展循环经济是兼顾发展经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一体化战略,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两型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必须探索创新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模式,健全正确引导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协调管理机制、创新机制、政策机制和准入机制,切实加快湖南循环经济发展.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的政策性框架建构

问题意识的转变，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研究需要转向均衡供给研究，而要实现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供给，发现其不仅仅是一个财政问题，而是存在政治经济体制性的约束，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合法性与财政体制（财政分权）等相结合导致的结果，由此要构建一个破解非均衡供给的政策性框架，需要从宏观战略、中观动力结构和微观机制转变的三个主要方面来形成一个系统的政策性框架，这样才能够真正构筑一个均衡供给所需的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路径与行动

中国经济在2007年中期已经达到发展方式转变启动点,需要及时进入经济转型期,确立提高效益和质量为转型基本目标,确立以创新驱动和开放改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明确政府和企业的主体地位、职能分工和责任担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司其责,宏观行动重点集中在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动力转变;中观行动重点集中在产业结构转变(升级)和政府职能转变;微观行动重点集中在产品转变(升级)、技术转变(升级)、管理转变(升级)、商业模式创新。政策从高层制定,行动从基层抓起,企业发展方式转变成败将决定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败。地方政府抓好"四大抓手",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企业抓好"四个转变",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     

论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在体制转轨上不搞"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而是促进诱致性制度变革和渐进式改革;在政治制度上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在经济体制上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发展战略上选择高投入、低消费与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选择了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与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现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与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需要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与优化:探索以内需为主导与外需相协调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以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转型;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政治改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体制基础;确立以人为本的宗旨和市场主管效率、政府主管公平的体制模式,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塑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中国的软实力。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管理转型问题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事关国家整体效益可持续发展的中远期重大战略,也是管理转型的基本依据。管理转型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变量,是基于这种转变引致经济效益来源及其决定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提出的管理新要求,其内容主要有基于所有权结构制度安排的管理者遴选机制变革、管理模式创新、组织主体与动力重构、转型的阶段推进等。从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要求出发,管理转型要在状态、结构、过程上保证协调与配套作用发挥,需从思想层面上确立转型管理的思想。     

构建低碳经济发展耦合机制体系的战略思考

低碳经济发展具有耦合特性和存在可控制变量.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致力于构建由低碳经济发展意识培养机制,政府、企业和公民间的低碳经济利益"三角"均衡机制,低碳产业发展政策导向机制,低碳经济发展财政税收激励机制,低碳产品税(预备)机制,低碳产品认证和标志(预备)机制,低碳环境和能源技术创新机制,社会公害应对和社会废物处理机制,低碳环境监测机制,低碳生态城市建设诱导机制等十项机制构成的低碳经济发展耦合机制体系,以保证低碳经济的转型成功.     

发展现代农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是一个老问题,也是新形势下的一个崭新课题.十二年前党和国家就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它与经济转轨并称为"两个根本性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沿袭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型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三高"、"三低"(即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低效益).显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浪费资源,非经济性的发展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严重污染了环境.我国农业面临的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越来越明显,"三高三低"特征的农业发展路子已经不适应国际竞争,集约型农业发展方式成为理性的选择.     

经济政治学:政治-经济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经济政治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是经济的政治学,它既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政治问题,也研究政治现象中的经济问题,揭示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经济政治学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它倡导一种动态平衡的经济政治观。与传统的政治学相比较,经济政治学是思考角度、思维模式的一种转换,是在政治学领域确立经济理性和经济价值的变革,也是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一种尝试。     

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认同。 2 0世纪以来 ,不少学者曾力求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的专题研究入手 ,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 ,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社会经济研究 ,无疑是研究的基础。我们约请部分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就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 ,以期推动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研究     

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认同。 2 0世纪以来 ,不少学者曾力求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的专题研究入手 ,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 ,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社会经济研究 ,无疑是研究的基础。我们约请部分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就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 ,以期推动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研究     

商品经济: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认同。 2 0世纪以来 ,不少学者曾力求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的专题研究入手 ,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 ,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社会经济研究 ,无疑是研究的基础。我们约请部分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就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 ,以期推动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研究     

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认同。 2 0世纪以来 ,不少学者曾力求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的专题研究入手 ,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 ,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社会经济研究 ,无疑是研究的基础。我们约请部分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就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 ,以期推动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研究     

中国农村改革的两大主题及其难点透视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村改革两大主题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但由于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与路径选择——以新疆为例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立足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基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构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指标体系,并以新疆为例,运用指标体系测评新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最后基于测算结果提出加快新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目前,国内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益、自主创新、资源环境以及社会事业和民生六个方面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对2001年-2010年河南省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趋势进行实证研究。     

浅谈服务行政的对策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公共行政的根本宗旨应该是为公众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要实现由权力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必须做到：树立现代民主管理理念,强化公共行政责任意识,实行社会满意服务原则,推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服务。     

转型期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与基层自治的发展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农业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使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和变化,给基层自治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给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挑战。转型期,坚持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加强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前提,适应新变化、创新理念制度是转型期加强基层自治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出路和重要途径。坚持农村社会管理和完善基层自治二者相辅相成是转型期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