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与明代“大礼议”

刑部尚书林俊在嘉靖初年的遭遇是朝臣中极力拥护首辅杨廷和一派的缩影,研究他对认识嘉靖初年政局有重要的意义。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有深切怀念之情,对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他对世宗的打压过甚,加上议礼之外的政事处置上与世宗的矛盾颇多,就大大加剧了嘉靖初年的君臣矛盾,也导致了他和其他反对世宗者的迅速去位。     

朱熹晚年思想

晚年(60岁以后)朱熹以道心为道体,强调"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主张"此心虚明,万理具足,外面理会得者,即里面本来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达道耳"。可以认定,朱熹晚年走的是孟子心学的理路,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心学而非今人所谓"理学"。     

个人主体性的彰显与弘扬——王阳明心学的政治哲学解读

在普遍必然的层次上把握社会生活是思想家的自觉意识。在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中,人们获得天理的过程只能靠外在的格物,而主体直接体悟天理是不可能的。但要将外在伦理内化为个体德性,却并不取决于理的绝对性,相反却要求行为主体必须通过自身的体悟和转化并外化为德行。陆九渊的心理并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学的内在矛盾。明朝的王阳明通过"心外无理"说,对个人的主体性从本体和工夫两方面做了很好的彰显和弘扬。     

朱熹、王阳明对程颢“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

对于程颢所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朱熹既有肯定,也略有不满,而明确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同时又讲“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阳明则讲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又讲朱熹“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并进一步讲“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体用在于“明明德”与“亲民”,解“亲民”为“安百姓”,进而认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关心百姓的困难和痛苦,重视百姓的物质生活,由此开发出“亲民之实学”,实际上突破了程朱仁学仅限于心性境界     

浅析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把对封建伦常道德的外在式追求转向到内在于人心,人心的良知就是一切价值的标准,从而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道德自觉。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更有强调行动的一面,这样,道德自觉就不仅仅体现在主体的心的主观层面上,从而与单纯的坐而论道区别开来．     

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张璁与张居正是明代中后期的两位重臣。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就在于各自与当朝皇帝皆有密切的关系和极强的担当意识。正是由于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加上各自敢作敢为,故在各自时代做出了突出成就。但由于两人与皇帝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各自的作用和遭遇也就大不相同。作为张居正的前辈,张璁能够面对政情变化而不贪恋权位,多次离职,进退自如,赢得了世宗的尊重,确保了政局的平稳。而张居正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被动管教神宗,未能得到神宗真正的信任与尊重,故死后遭到声讨与清算,万历政治因全面否定张居正而江河日下。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道德修养论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混淆“知”与“行”的界限,其哲学理论上的纰缪是明显的。但王学此说的立言宗旨在于解决人们的道德修养过程中知行脱节的实际问题,因而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证中又包含了对于解决人们道德修养的实际问题有价值的认识     

王阳明心学修养论的架构与价值

王阳明作为中国古代心学的集大成者 ,其心学修养理论 ,详尽而系统地阐述了道德养成中知、情、意、行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特别是在道德养成的高难环节 ,即道德的自律与践行两方面畅发其意 ,赋予了主体巨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抓住了道德养成问题在理论上的重点和实践中的难点 ,其心学修养理论具有不可移易的超时代的价值     

王阳明心学思想中非理性之维对德育的理念启示

在传统德育乃至现代的形式化德育当中,程朱理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侧重点在于理性至上,强调理性对于个体单向的塑造,从而导致理性愈来愈成为异己的、强制的力量。而王阳明心学在不忽视理性的前提下,给予了非理性因素应有的地位和重视,落实到德育领域,非理性之维更是实现道德有效性的途径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天的德育提供了理念上的启示。     

王阳明对“知”“行”内涵的界定

在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体系中,"知""行"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其所表达的实质意义与先儒的表述有很大区别。认识其内涵,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王阳明哲学思想。知的概念与性、理、心、良知、明德、天理、是非之心、未发之中等有内在哲学逻辑联系。考察知的产生、形式、特性、运行及指归。行的特征、形式、功用以及与致、克、明、格、正、去、存等相关概念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     

朱熹《大学》与王阳明《大学》的比较探微

朱熹与王阳明作为采明两代的大儒,其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朱熹以《大学》为“为学纲目”,阳明更是以《大学》为其思想的阐发点,两位大儒都选择《大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本文通过对两位大儒所作《大学》的目的、对象、方法上的比较,进一步探究其在《大学》中所阐明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     

西方王阳明思想译介与研究综述

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家文化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而且早在16世纪初就传播到了东亚并对东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对王阳明思想传播和影响的研究重东亚而轻西方,这显然不利于当前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目前学术界对王阳明思想的西方之旅这一课题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的来看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不能适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要求,值得格外关注。     

德性主义的重建--王阳明之良知对朱熹天理的扬弃

朱熹在建立宇宙本体论体系过程中,由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与超验性,导致了道德他律与知性主义倾向,偏离了孔、孟以来的德性主义传统.针对朱熹哲学的不足,王阳明以内在于主体的良知代替了朱熹的天理,否定了天理的客观性与超验性,把理收摄于一心,建立起彻底的儒家心性论,既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理论矛盾,又重建了儒家德性主义传统.     

从朱熹到王阳明:"性理"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性与天道",它在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引向了新的高度.理学的人性论是作为本体论的推衍或论证而存在于各个哲学家思想中的,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仍然纠缠于性善、性恶及人性、物性的纷争中,实际上则已突破了这些传统的伦理命题,而表达了哲学家关于人类与自然、宇宙规律与道德准则、主体与客体关系等问题的见解.本文从这一角度分析了王阳明的人性思想及其与朱熹思想的关系,认为王阳明批判了朱熹性、形为二的倾向,将理学本体问题的重点从性理转向心性,把人的身心、知行、道德与精神等概念融为一体,是对儒家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唯心主义发展.     

论王阳明心学对道教的融合

王阳明对道教持扬弃态度。他否定道教弃人伦绝世务的宗旨,但肯定其养生术和心性论等思辩。他的心学融摄了道教的道本论、心本论、恬淡无滞的境界论及内外兼修的工夫论。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