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劳动力跨省转移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出于商品多样性偏好和节约商品运输成本的目的集聚于厂商集聚的地区。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NEG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跨省迁移的影响因素,着重考察了市场潜能对劳动力跨省迁移的作用。研究发现：市场潜能对劳动力跨省迁移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从而证明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前向联系”;地理距离对劳动力跨省迁移有弱化效应,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工资水平、就业率、边界效应对劳动力跨省迁移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城乡劳动力流动与迁移回报率

本文从微观主体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提出应该将迁移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单独进行考察。通过讨论迁移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发现与教育投资相比,迁移能得到较高的回报率,迁移回报率是吸引农村劳动力选择迁移流动到城市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要改变中国二十年来农村劳动力以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为特征的循环流动。必须尽快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转轨时期劳动力迁移的区域特征

本文通过计算和分解地区收入及发展水平差异，描述改革以来地区差异的具体特征；并根据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空间特点，揭示地区差异与劳动力迁移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以省内为主，跨省迁移中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为主，以及农村到农村迁移具有重要地位的结论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动态不一致分析——基于河南省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动态不一致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本文首先对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行为进行分类,分析二者动态不一致及趋于同步的影响因素,得出土地自用机会成本、劳动力城市永久收入和城市生活成本是决定因素。然后提出建立土地周期动态流转机制、信息化阶梯式培训机制和产业向中小城镇转移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再依据河南省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验证。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返乡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和再迁移方向选择

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仍会再次外出和继续迁移。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返乡劳动力具有再迁移意愿,县城及中心镇是他们再迁移的主要方向,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点。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驱动、家庭整体利益的权衡、社会网络的助推既决定他们的再迁移意愿,也决定再迁移方向的选择。(1)返乡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技能培训经历显著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了返乡劳动力选择县内再迁移的可能性。(2)家庭照护(居住)安排、土地耕种安排与子女教育安排也会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土地流转会增强返乡劳动力向省外的再迁移意愿,子女教育期望与入学机会是返乡劳动力向省内县外再迁移的重要因素。(3)返乡劳动力再迁移主要受其亲属网络的影响,而非地缘网络的影响。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作用,有序引导其再次流动,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规律与农民增收

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地域特征、就业手段特征、流动性质特征。农村劳动力流动体现着三大规律,即动力规律、流动规模有限规律、推拉“双反”规律。这些特征和规律直接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实现农民增收的途径:一是拓宽农业发展思路;二是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三是提高城镇化水平;四是鼓励农村外流劳动力回流创业。     

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9—2013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两者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农村劳动力转入越多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我国经济均衡跨越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市房价对劳动力流入的动态效应研究

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城市房价是影响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文章首先从理论上证明,城市房价对劳动力流入存在短期抑制效应和长期促进效应,并且会通过城市公共服务进行调节。随后利用2004～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第一,城市房价对劳动力流入存在显著的动态效应,即短期抑制效应和长期促进效应。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以后,依然成立。第二,相对于小城市而言,大中城市的房价对劳动力流入在长期内具有显著促进效应。第三,相对于中西部城市而言,东部地区城市的房价对劳动力流入在长期内具有显著促进效应。第四,在短期城市房价更有利于促进本市移民和本省外市移民,而在长期则更有利于本省外市移民和外省移民。第五,城市房价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主要通过更好的城市公共服务而得到调节。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劳动力在城市间合理流动,以满足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劳动力需求。     

用经济学书写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历史--评《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目前中国超过3个月的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1.23亿,而这个数字似乎还在不断增长。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城乡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的意义如何评价?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为什么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为什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改变城市化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局面?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进一步发展将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就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理解人们所关心的“三农”问题的…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基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测点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本文检验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健康选择机制。将滞后一期健康状况作为当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初始影响因素,解决了健康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分离了农村劳动力的前期迁移状态,有效区分了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的健康移民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迁移距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居民,外出打工迁移地点相距家乡较远。而对于已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一旦遭受健康冲击,则将发生回流的现象。健康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健康移民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

文章将流动劳动力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种类型,通过引入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探讨了这两种不同类型劳动力流动性、经济集聚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模拟显示,随着地区经济整合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用经验数据进行了印证。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农村家庭增收致富，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基础。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首先利用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资产、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主观态度八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进行测度，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其次，将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佐证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资本减贫机制。最后，利用面板随机Probit模型从单个维度分别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无论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且具有稳健性。（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劳动力流动显著缓解除教育以外物质层面的贫困维度，但加剧了社会保障及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4）劳动力流动增加了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中年期、老年期农村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降低了青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增加了中、...     

“机器换人”时代低技能劳动力何去何从?——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与海关进口机器人数据等,考察了机器人对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行业和区位流向。结果表明,机器人减少了第二产业就业岗位数,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显著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概率;行业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45岁及以下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服务业和45岁以上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农林牧渔业的概率;城市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本市服务业和跨市流入一线城市服务业的概率;区域转移层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低技能劳动力在东部流动,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出现了流入西部的趋势。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把握机器人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机器人产业政策及人口流动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