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語从上古即有系詞論

上古汉語里的系詞問題,是汉語語法史上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之一。呂叔湘先生曾經說过:“語法史上有些問題曾經开展过討論,象‘是’的系詞用法出現的时代,或者擴大一点說是上古汉語里的系詞問題,象上古汉語否定句里的宾語位置問題,都还沒有确定的結論,有待于繼續探討”(見《汉語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一文,載《中國語文》1961年4月号)。这的确是“有待于繼續探討”的問題之一;因为目前的流行說法,依我們看來,并不符合于語言实际。目前的流行說法,可以拿王力先生和洪誠先生的說法作代表。王力先生在《中國文法中的系詞》文中認为“表明     

胡適文学語言观點批判

(一) 我們前幾次討論文学語言的問題已經明確了幾件事: (1) 从高名凱先生“对文学語言概念的了解”的發言提出之后。我們大家都認为語言学者应該了解这个術語的意思要包括兩方面,姑且用“狹义”和“廣义”來表示捎谖覀儩h語现在用慣了狭义指文学作品的語言,就有人把廣义的意思固定地称为“标準語”,是不妥当的。这是語言学者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語言科学思想体系的掌     

汉語修辞学的体系問題

就現在通行的汉語修辞学的書籍的編制来看,对于汉語修辞学的內容的划分,大体有两个不同的体系。第一个,主要是用語言的修辞作用作标准来划分的,可以拿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作代表。第二个,主要是用語言的結构单位作标准来划分的,可以拿张瓌一先生的“修辞概要”作代表。陈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根据語言的修辞作用把汉語修辞学的內容划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部分f:“我們从修辞的观点上观察使用語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論     

魯迅前期是否有过虚無主义思想——从魯迅与阿尔志跋綏夫的关系談起

一鲁迅在他思想发展的道路上,曾经有过苦悶徬徨,这已是众所公认的事实。但对它的性质的认识,历来却有见仁见智的看法,并且多次地受到歪曲。魯迅生前,李长之就据此一口咬定魯迅“在根底上是一个虛无主义者”。魯迅刚刚逝世以后,周作人对反动的上海《大晚报》驻北平记者发表谈话,说魯迅“以前的思想是偏于消极的,现在又变为虛无主义者。”曹聚仁也跟着断定“他的幼年时代的经历,以及壮年以后对政治     

揚武哈尼語初探

引言哈尼[x(?)ni(?)]的語言系統是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彝語支。羅常培和传懋勣兩先生在他們的「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概况」一文裡也是這樣的說。據我從前所調查的,這種語言是分佈於雲南的南部和西部。元江的哈尼、峩山的糯比和必約等所說的話跟這裏的哈尼語都很相近;我們可以說,它們只是一種語言裡面的幾種不同     

語言的人民性

一、語言和人民的关系全面地認識語言的社会本質必須充分認識語言的內部矛盾性,語言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关系。作为社会现象的語言在階級社会里不能不和政治、階級發生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个联系决定了語言的全民性和使用語言的階級性的辯證統一这一社会本質。作为社会现象、歷史現象的語言,同人类社会的主人,歷史的主人——人民群众也不能不發生極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也必然决定着語言的     

现代汉語补足語里的輕音現象所反映出来的語法和語义問題

现代汉語补足語里的輕音現象可以根据补足語的性質分成以下四类: 一、趋向补足語走·来走·过·来走·起·来趋向补足語紧接在动詞或形容詞之后,經常只是一个單詞。所有的趋向补足語都要輕讀,沒有例外。二、可能补足語跑·得快跑·不快     

外語系积极編写外語工具書

本学期开学以来,外語系的师生以教学和学习为中心,有計划地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教师方面,重点的科学研究項目是編写外語工具书,如“俄語常用动詞詞典”、“德語基本单詞及成語小詞典”、“英汉四用新詞典”、“实用汉法詞典”等,这些工作正在进行中。商务印书館邀請英語教师編写的英語自学丛书七种,(包括“英語語法入門”、“英語句法图解”、“英語动詞”、“英語同义詞淺释”、“英語自学文选”)等,已接近完成,此外还在翻譯一些英国文学名著和批評。其他专业教师所翻譯的著作’有的是配合今年紀念世界名人的任务的(如肖洛姆·阿萊汉姆著的“从市集上來”);     

魯迅对中国新詩运动的貢献

魯迅一生为中国革命、中国文学所做的貢献是无法估量的。他的那些至今仍然无与伦比的小說創作和光辉战斗的杂文,为中国現代文学奠定了基础。这是魯迅文学事业的主要成就方面。但是,他在前后三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中把战斗的笔鋒几乎伸到了各个領域,在每一个領域里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献。对新詩,也是如此。魯迅是一位有很深的古典詩歌造詣而又极富詩人气质的人。少年时候,他曾读过許多詩詞,还做过試帖詩,受过古典詩歌方面的訓练。还是在六十年以前,魯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写了那首后来十分著名的《自題小像》一詩: 灵台无計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軒轅。这是現在保存下来的魯迅較早的一首詩。从这里     

文学語言的基本特征

最近,关于究竟甚麽是文学語言,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說:“文学語言就是書面語”。也有人說:“文学語言就是民族語言”。还有人認为:文学語言这一名詞是由其他民族語言翻譯过來的,譯的“不大妥当”,应当改譯为“标准語”。但,最流行的却是用“文藝語言”代替了文学語言。这种主張的最大錯誤是:一方面不適当的誇大了文学作品中的語言(文藝語言)的社会作用(实际上,有这种主張的人并沒有真正知道“文藝語言”倒底是甚麽);另一方面,又把語言和文学的关系神     

汉語基本詞汇的形成及其发展

一、基本詞汇的特征及汉語基本词汇的远古来源 詞汇之区分为基本詞汇和非基本的一般詞汇,是和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在初民时代,可以說一切的詞都属于交际所必需的,基本詞汇与非基本詞汇的界綫是不明显的。其后,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出現了分工的行业,人們的生活面广濶了,交际頻繁了,語言的詞汇也复杂了,这才有基本詞汇与一般詞汇的区分。这种区分的产生,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另方面也体现了語言詞汇本身的系統的发展。但这种区分不是絕对的,两者有互相轉化的可能性。例如汉語的“官”,古代是基本詞,現在是一般詞;“党”,古代是一般詞,現在是基本詞。     

諭魯迅的进化諭思想

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前,作为战斗的蒙启者和革命的民主主者的魯迅的世界观,是以进化論和个性主义为主导思想的。而个性主义的提倡,无非是达到国家进化民族进化的目的,所以进化論实为魯迅前期思想的核心。它支配魯迅的世界观达二十八年之久,几乎貫串他前一时期的全部作品。魯迅的进化論思想的形成,开始于一八九九年即戊戌变法失敗后的第二年。那时他在南京矿路学堂讀书,讀了严复翻譯的英国資产阶級社会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論》,觉得书中所闡述的进化論学說实为惊人的发現,相信这是宇宙間的真理。后来他在日本讀了丘淺治郎的《进化論讲話》等著作,更巩固了这种思想。从此魯迅便以进化論作为革命斗爭和文艺創作的思想武器,为謀取受尽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中华民族的生存,为处于封建愚味和种种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找寻出路。五四     

破讀的語言性质及其审音

在书面語言里标注出一个字的另一音义的所謂“破讀”这一现象,是个有关語法、词汇以及語音声韵調等方面的語言现象的一种反映。它实在不仅是古代汉语里的一个问題,而且也是现代汉語里从书面語到口語里的一个问題。在語言規范教育受到重视的今日,語音規范也极为各方面所注意,于是,破讀问題也就在当前語言議事日程上显示其重要地位。初看起来,破讀跟文言文的閱讀是关系密切的,語文教师似乎首先体察到这个问題的急待解决,但进一层来看,破讀在现代汉語里也并非不成问題,实在它也是早在审音范围之內的谱x中固然有“军自敗曰敗(浊声母、去声),打破人军曰敗(清     

毛主席著作的語言是現代漢語的最高典范

随着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飞速发展,現代漢語的規范化已經日漸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党中央、毛主席、國家对祖國語言的統一、純洁和健康的发展一貫給予莫大的关怀,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議专門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指示。我們必須遵照党和政府的这些指示,積极深入地進行研究,为祖國的文化建設作出更大的努力。     

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

一1933年当林語堂主持的《論語》、《人間世》等期刊提倡以“幽默”、“閑适”为內容的小品文的时候,魯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題为《小品文的危机》。他从散文小品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线索,說明它的生存和发展必須“仗着掙扎与战斗”,那些企图把这一文体变成文学上的“小摆設”的人,只能引导人脫离現实,“将粗獷的人心,磨得渐漸的平滑”。因而他认为小品文走到了“危机”,并且加以解释說:“但我所謂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     

畧論汉語动詞的重迭法

一汉語的实詞,除代詞外,每一类都有一部分可以重迭使用,經常重迭使用实詞,可說是汉語的特点之一。汉語各类实詞中,最常重迭使用的是形容詞,其次要算动詞。汉語动詞的重迭方法和作用也甚繁多,有必要来探索一下。在談到汉語动詞的重迭方法和作用之前,得先把动詞重迭的范围划清一下。汉語里,表示动作数量的方式有一种是即用表示动作的动詞來表示动量的,例如“笑了一笑”“想一想”。由于这种語言格式里重复使用了同一的动詞,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也是     

日本語の和語副詞と漢語副詞の使い分け―語のイメージと使用場面による分析―

本研究は、『日本語能力試験出題基準』から2～4級の同義的な和語副詞と漢語副詞10対を選定し、日本人大学生を対象にそのイメージと、場面による使い分けを調査し、分析してそれらの文体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した.簡単に言えば、和語副詞では、イメージと使用場面の相関が顕著であり、一般的な「やわらかい→くだけた場面で使用される」という印象が裏付けられたが、漢語副詞のイメージと使用場面の相関は複雑であり、一般的な印象とはかなり異な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对《語言的人民性》的商榷意見

厦門大学中文系語言教研組寫了一篇《語言的人民性》,發表在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二期上。这篇文章根据毛主席关于語言与人民的关系的論述,注意了人民群众使用語言时的一些优点,重視了人民群众对語言的一些積極作用,明确了向人民学習語言的重要性,这些都有很大意义。但是,作者从語言与人民的密切联系这一論述出發,得出了語言具有“人民性”的結論,認为“語言人民性”是語言本身的特質,是語言社会本質的一个表現方面,并把語言学中很多問題的解釋归結于“語言的人民性”,这是有問題的。本文准备提出几个小問題,与作者商榷。     

以“葡萄”一詞为例論古代汉語的借詞問題

由于汉語語言結構的特点,汉語的借詞不但是汉語历史詞彙学的一个問題,而且是有关汉語結構理論的一个極其重要的问題(虽然是消極方面的)。大多数研究汉語的学者認为,在某种意义上說,汉語总是单音节的語言,虽然他們在这个問題上的意見有許多細微的区別。这里我沒有必要鑽进这些細节,因为我已經有个机会更詳細地对中国的語言学家们說过我在这一方面的看法。为着目前的目的,讓我重复指出,在汉語里,音节單位不但在音位学上,而且在句法学和形态学上,都經常地起着特殊的結構作用(我对这事实并沒有什么怀疑),也就够了:一般的情形,在汉語里,某一語言結合物之分     

中文系开展关于語言內部的基本矛盾的討論

什麼是語言內部的基本矛盾?這是語言學理論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這問題的探討,對於我們更好地認識語言的本質與發展,明確語言學研究的对象,建立科學的語言學理論,有著重要的意義。中文系師生,在學習毛主席對語言的精闢論述、開展毛澤東語言學思想的研究中,對這個問題早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去年十月間曾開展過熱烈的討論。最近在前次討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百家爭鳴。討論中,大致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