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治权的法理基础

本文从五个方面探索自治权的法理基础 ,认为自治权是专属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公权力 ,公平与正义、平等与自由、发展权原则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确立的学理根据。论文分析了自治权与主权、自主权、自决权的关系 ,认为当主权国家没有建立 (或出现 )时 ,民族自治权含有主权和自决权的内涵。主权国家建立后 ,少数民族成为主权国家的成员 ,于是自治权就成为国内少数民族享有的 ,在国家主权管辖下的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自主权。因此 ,自治权与自主权是相联系的 ,自治权是自主权的体现形式。而自决权的本意是“人民自决权” ,是殖民地人民和遭受外国军事占领的国家的人民的一项权力 ,并不是指主权国家内少数民族的权力 ,汉语中的“民族自决权”其实是一种误译 ,同时 ,确立自治权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民族自决权的发展与困境分析——以国际法为视角

民族自决思想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于欧美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20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在现代西方国家构建、去殖民化运动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自决权① 的发展和变化主要体现在国际法② 对其所做的一系列解释中.各个时期国际法对民族自决权的不同解释表明,民族自决权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同时也必须结合相关的国际实践来进行理解.通过对民族自决权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今国际社会局部地区纷繁动乱的根源.     

延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发展与实施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熟知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民族工作。早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提出了“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28年7月，党的六大又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的主张。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蒙古、回、藏、苗、黎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     

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几个问题

民族自决权是当今世界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 ,但是国际社会上对民族自决权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分歧。从民族自决权的由来和确立、当今国际社会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分歧以及我国对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立场三个方面 ,结合历史和现实系统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若干重要问题 ,从而力求澄清对民族自决权的一些模糊认识。     

论民族自决权

自决权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际社会对自决权的认识出现分歧.引入自决权二重矛盾的概念,自决权二重矛盾的关键是分离与主权的冲突,应采用"包容法"来解决此矛盾."包容法"的实质是扩大自决权的内涵,将内部自决权的内客引入,与外部自决权相区别,使不同主体适用不同的自决权.指出台湾不符合外部自决权主体要求.并进一步提出"台湾住民自决论"及"公投台湾前途"的本质是分裂祖国,具有现存及潜在的重大危害,倡导理论界应对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一切卑劣行径进行有针对性的批驳,以正视听,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自决权的历史评析与现实思考

自决权作为一项集体人权,在20世纪后半叶对国家的独立、新秩序的构建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因对自决权误读和滥用给有关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并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际和平和良好秩序带来威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解析自决权内涵的历史变迁,有利于打击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国际秩序与和平,解决好国内稳定与和平发展等问题。     

略论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

民族自决权原则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它在初期是针对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也适应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自决权作为世界上各个被压迫国家的民族和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同时在反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和主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60至70年代后,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对殖民主义时期起重要作用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进行了一些新的明确规定,即国家主权大于民族自决权,由此触发了西方少数代表人物的反对。     

自决权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审视

自决权先后呈现出种族化、非殖化、集体人权三种历史形态。自决权从来就不具有一种既定的内涵与模式,它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与国际社会历史走向和现实基础密不可分。自决权也不应再局限于传统观念,而应该结合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而有所更新。维护民族关系的正义性是自决权的主要诉由,自决权本质上是一种包含内外两个面相的集体人权。行使自决权可能导致分离,但分离需要遵守一定的前提条件。     

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刍议

作为列宁民族理论体系核心组成部分的"民族自决权",在指导俄国革命、苏联创立以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新环境下,民族自决权实施的主体与时空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系统梳理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由来与基本内涵,深入挖掘其隐含的民族联合与民族自治思想,根据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对其进行重新阐释有着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自决权内外划分学说的负面效应及其防范

西方学者的"自决权内外划分学说"主张将自决权划分为"内部自决权"和"外部自决权",这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其消极的一面.它不仅使使自决权及相关概念变得更加混乱,而且容易导致干涉他国内政的合法化;它不仅不能挽救;反而会断送自决权原则的命运.为此,笔者主张用"学科划分法"代替"内外划分法".     

从欧盟空间政策新发展看欧洲空间政策的前景

现行的欧洲空间政策包括欧洲国家的空间政策、ESA框架下的政府间空间政策及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空间政策三个层次。随着欧盟与ESA的协调,欧洲空间政策的主导者正逐步从ESA向欧盟发展,多层次的欧洲空间政策正逐步向统一的欧洲空间政策发展。但是,由于欧盟、ESA和成员国之间空间政策的协调机制尚未有效形成,且现行欧洲空间政策对于空间国际合作也缺乏有序的协调机制,因此,统一欧洲空间政策仍需努力。     

“被遗忘权”之争——基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改革的考察

"被遗忘权"是欧盟2012年在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提案中正式提出的新概念,在2014年5月13日欧洲法院一个开创性的判决中得到支持。"被遗忘权"试图有针对性地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个人数据自决权和赋予网络数据控制者更多责任,引发学术界极大争论。关于"被遗忘权"的赞誉与批评相互激荡,左右着"被遗忘权"的立法与适用,推动着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的发展与创新。"被遗忘权"之争源于欧美关于个人数据保护两种理论认识的差别,反映着立法背后博弈主体不同的利益立场。纷繁的争论显示"被遗忘权"最终呈现的"法律面孔"实为现代网络社会中科技、经济和政治等多重因素合力所致。     

欧盟内部疑欧主义问题初探

疑欧主义是当前欧盟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话语。它作为一种"反对的政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洲一体化谈判和国内政治化进程是它影响欧盟政治的两个主要途径。冷战后疑欧主义在欧盟各国大众和政党中的发展导致一些政治裂痕的出现,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分歧与矛盾。     

《里斯本条约》——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条约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发展、欧盟的扩大和全球化背景下欧盟面临的各种挑战,使欧盟原有的运行机制已不适应欧盟的需要。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里斯本条约》的生效,让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得以重启,并为欧盟应对危机和挑战提供了一个稳定、持久的制度框架。     

欧洲社会文化与欧洲统一运动

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欧洲化引起欧洲社会的几次大转型，形成了泛欧社会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现代欧洲民族主义文化所取代而退隐。这个退隐的社会文化传统促使战乱不息的欧洲社会以统一运动的形式，开始其新的大社会转型性整合。今日欧盟正是这种社会文化转型的体现。     

《欧盟宪法条约》与当代国际法的演进

《欧盟宪法条约》自2004年由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后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它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演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内容上包含许多创新之处,如在机构改革方面设立欧盟理事会主席、专职欧盟外长,缩小欧盟委员会的规模和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在决策表决制度上采取"双重多数表决机制"等;在权力分配方面特别重视保持权力平衡。但它也存在条文冗长、分散、不方便适用等缺陷。由于内容的特殊性,《欧盟宪法条约》将在国家主权理论、国际法主体以及国际条约法等方面对国际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推动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尽管在表决过程中,《欧盟宪法条约》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从长远来看,无论未来的法律文件采用何种名称,欧盟将不会停止其制宪活动。     

论《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的一体化趋势

《里斯本条约》明确规定"欧盟应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由此结束了长期困扰欧盟法律体系的一项重大争论,预示着欧洲委员会和欧盟两大人权保护机制的一体化。欧盟的人权保护机制发展滞后,因而产生了欧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呼声。欧洲法院出于维护欧盟法律体系自治性的需要,一度对加入问题持否定态度。实践中,欧洲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之间愈来愈密切的互动却又彰显欧盟加入的必要性。《里斯本条约》为欧盟的加入打开了法律之门,欧盟内部也将此提上工作议程,目前欧盟与欧洲委员会正在谈判加入协定。不过,从加入涉及的一系列法律和技术难题来看,完全实现欧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尚需时日。     

欧盟气候政策的动因分析

欧盟是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即使在当前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仍坚守其气候政策的底线。究其原因,实现经济利益、降低能源依赖、推动一体化的发展以及社会内部各层面的积极支持是欧盟积极气候政策的内在动力;而国际体系和国际气候机制的结构性特点、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以及拓展"欧洲模式"则是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外在动因。鉴于相关内外因素在一定时间内不仅不会消失,反而有所凸显,未来欧盟继续奉行积极气候政策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