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同的变革。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博弈的研究视角,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主要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的行为目标而决定: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也会受地方发展的客观现实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博弈结果分析出我国不同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变迁逻辑,指出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分税制财政体制法律调整原则的探讨

要实现对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的法律调整,必须始终贯彻整体以支定收原则、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整体以支定收原则体现了财政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界线,保证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公共性;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维护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央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关系的连接点,维护了中央政府的调控权,确保了整个国家的政府收支活动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在博弈均衡与制度设计之间

以分税制为主体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是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但分税制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继承了某些"旧制度遗产".分析其历时结构,可以发现分税制其实是一种重叠嵌入,它对之前的财政包干制既有保留,又有创新.从博弈均衡的观点出发,分税制之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既抗衡又扈从的关系.本文从制度设计观点出发,用韦伯理想型分析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税关系,讨论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分税制的建议.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浅议分税制体制下地方的政策取向

分税制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的新型财政分配体制,是1994年出台的一系列基础性配套改革措施之一.它以规范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特别是调整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强化中央财政职能为目标.由“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向分税制过渡,实质上是对原有中央与地方利益格局的调整.无论从近期还是中长期看,都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地方经济在确保中央收入稳步上升水涨船高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培植富有活力的地方税源体系,实现地方收入的最大化,已成为各地方政府的现实性选择.本文就此问题,试作如下论述.     

财税制度改革县级财政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今年是实行分税制财体制的头一年。在体制变更的新形势下，地方财政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摆在财政面前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如何适应国家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增强地方财政实力，这是当前应侧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实行分税制后财政面临的问题分税制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系统工程，其实质就是转换原有财政分配的运行机制，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科学界定和划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把收入分成包干转变为分级分税分率，把按隶属关系转变为按税种组织收入，以利…     

基于博弈分析的房地产市场规制主体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近年来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制历程及其效果,运用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政府管制的相关理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中规制主体的行为动机进行剖析,得出了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取决于中央政府管制严厉的程度;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中央政府的惩罚尺度以及现有的体制结构是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因素;增加激励因素将改变地方政府收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等结论.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及其可能存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涵盖政绩考核机制、竞争激励机制、晋升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激励机制模型.以使中央政府规制能够达到的预期目标.     

分税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及地方发展经济的战略研究

在1994年出台的多项改革措施中,分税制作为基础性配套体制可谓重中之重。它以规范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尤其是调整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强化中央财政职能的目标,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构建。由“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向分税制过渡,实质上是对现存中央与地方利益格局的调整。无论从近期还是中长期看,都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地方经济如何改变传统的经济行为模式,寻找发展地方经济的新思路,走效益性财政发展的路子,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富有活力的地方税源体系,实现地方收入的最大化,已成为各     

财政分权、收益分配与土地市场化进程

随着财政分权改革和土地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土地市场分权模式经历了中央集权、高度分权和中度分权三个阶段,各阶段土地市场呈现不同的特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市场收益分配的动态博弈形成了不同的分权模式以及相应的土地市场收益分配格局.高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与需求上实现了均衡,也推动了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度分权模式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产生偏离,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导地方政府,调整土地市场化路径.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中经济利益补偿的博弈分析

作者利用博弈论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牵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各方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农户与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农户与作为整体的政府进行博弈有多个纳什均衡点,要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政府应选择较高的补偿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纳什均衡(不努力,不努力)是各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策略同时也是占优战略均衡,但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努力,努力),也就是既节约中央的财政资金,又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潜力;要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央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既要激励合理,又要经常监督,把地方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     

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

住房保障是关系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居民住房保障问题不能仅依靠市场去解决,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住房保障责任,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均等地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的利益.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举措.然而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注重考虑局部经济利益,忽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形成了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的政策收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是否采取积极的履责态度.文章运用"智猪博弈"模型解释上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唐代,这一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用现代观点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一种博弈行为.唐代中后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当中央财力雄厚时,对地方的控制力就比较强,反之亦然.土贡虽然在唐代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通过对唐代土贡的分析,从中也不难看出唐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土地财政困局分析

在2001-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9.7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我国GDP的34.7%。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已经不啻于一剂"经济鸦片",调控政策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是地方政府竞争最为直观的表征。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厘清土地财政困局的动力机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约束地方政府收权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向市场的"让权",从体制机制上找到破解土地财政困局的良方。     

加快新疆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财政政策，是指中央财政为协调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各种财政分配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调节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是与财政管理体制相联系的。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的三十年中，我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主要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即地方财政组织的收入几乎全部上文中央，所需资金则由中央财政拨付。从前三十年的实际情况看，一些时期我国财政的基本战略是从全国集中部分资金，支持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因而有力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象新疆这…     

我国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选择

事权的内在本质是公共服务职责.事权的划分是各级政府职责范目的划分和确定,它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依据,并在财政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闻事权划分应根据事权的内涵,按"受益、效率、技术"原则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财政能力差异较大,中央集中一定的财力对于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平衡地区间差异是必需的,因此,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模式仍应坚持间接匹配模式.应改自治模式的省管县为命令模式的省管县,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到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制定中去,由中央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范围.应该有条件地赋予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政府部分举债权,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模式选择上,本文倾向于选择命令式模式,但建议给予省级政府相应的选择权.应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尤其是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规范转移支付方式,尝试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地区间财力均等化和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真正匹配.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及其化解

在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产能过剩概念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本文厘清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内涵,认为其与国外所述的产能过剩现象存在巨大差别,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它的形成、恶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利益博弈关系相互关联,因而化解它需要从重建政府与市场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方面关系入手,要点是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转型。     

经济转轨与市场分割:以烟草业为例

经济转轨之初 ,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引入必要的激励 ,中央政府实行了以财政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财政分权强化了对地方政府投资创办企业的激励。各地创办企业的结果是整个行业供给过剩。为了在过剩的环境下维系本地企业的生存和政府的财政收入 ,市场分割作为各地政府博弈的一种可能的均衡结果得以出现。本文以烟草业为例对此加以验证。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