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

理性是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国内中文文献鲜见对经济理性的全面论述。本文试图为这一工作做一点边际贡献。作者阐述了新古典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 )中工具理性、理性行为和经济人的含义 ,以及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 ,总结出新古典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 )的经济理性的四个特征 :工具理性、愿望目标、性状良好的偏好和最优化     

论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芝加哥法经济理性观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上持有共同的立场。芝加哥法经济学推崇完全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对法律规则下行为人的行为选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分析。但是，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观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复制品”。芝加哥法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理性观进行了修正，即在坚持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修改理性人假设的完全理性下的一些不适合现实的辅助性前提假定，以期增强其理论对法律规则下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论波斯纳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坚持与背离

理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阿基米德点,这也被新古典经济学的追随者理查德·波斯纳奉为圭臬,自然成为了波斯纳法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波斯纳用来分析具体法律问题最为锐利的武器.波斯纳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态度是模糊的,这体现在他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同时,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无力处理的理性反常现象,又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进行相应的修正,以达到为其所用之目的.由此体现了波斯纳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背离.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理性、认知与经济学的未来--反思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设

尽管“理性选择”假设饱受批评,但目前仍是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之一,并为法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所接受,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因此,如何看待这一倍受争议的假设,仍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本文通过对“理性选择”的哲学和认知心理学基础的考察指出,在认知过程中,理性和感性、知性同样在起作用,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从这个角度讲,仅考虑理性的经济学是不全面的,建立于“理性选择”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在认识论和认知心理学基础上是存在缺陷的。而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学在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上存在某些先天不足。     

理性、传统与我国渐进现代化的思考

对我国渐进式现代化战略的思考有很多种方法 ,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即理性与传统二者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是一种可以探讨的分析思路 ,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思路可以拓宽我国渐进式现代化的分析视野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特点是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 ,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 ,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 ,从而将心理学研究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 ,以观察现在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 ,并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设的不足。行为经济学的崛起 ,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既提出了挑战 ,也进行了拓展。     

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意蕴

作为西方哲学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是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其内容丰富多样,尤其是具有理性概念的多种意蕴与精神价值.本文论述了古希腊哲学求真的理论理性、自由超越的精神,求善的实践理性、道德伦理的精神,分析了其中所隐含的求实用的工具理性、功利实用的精神.说明这些丰富的理性意蕴对其后哲学发展的深刻意义.     

“经济人”理性假设的误区及其修正

“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前提是理性假设.这一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理性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片面性与极端化,因为它割裂了真正人类理性的完整性与辩证法因素,强调个体理性,忽视与之相关的社会理性;钟情于自利理性,迷信通过对自利的追求,能促进公共利益、自动实现社会理性;只关注经济理性,忘记了人的终极目标——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笼罩下,强化人与自然的分离,造成人类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对立.中国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如“天人合一”、“社会和合”、“义利合一”等,可以为深陷困境的“经济人”假设解套,使之从片面的理性困惑中解脱出来.     

反思理性之理性内涵的异化

自人类将理性视为认知世界的能力,它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甚至一度扮演了先知的角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性的内涵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日益片面化与抽象化,使理性本身陷入了单向度的唯工具理性至尊的境地,甚至使人类本身也开始异化,并日益演化为阻碍人类进步的力量。但是理性并不是上帝,反思理性是我们寻求新的认知方式、重新认知世界的路引。     

理性选择的争议与经济学的未来

饱受批评的"理性选择"假设目前不仅仍是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之一,也正在为法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所接受.因此,如何看待这一倍受争议的假设,仍需要深入思考.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看,在认知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同样在起作用,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仅考虑理性、建立于"理性选择"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在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上存在某些先天不足.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新理性精神”之我见

发源于欧洲的理性具有纯知识性和形而上学两个特点,导致工具理性和思辩理性的统治。现代哲学走向传统理性的反面,产生非理性倾向。我们应当反思旧理性弊端,建设实践理性,以弥合理性与感性、知识与价值、经验与思辩的分裂。     

市场经济下的理性精神探析

理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但随着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理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并引发价值观上的冲突.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高扬人的理性,有效解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减少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合理性:理性精神的当代意蕴

从韦伯对现代社会合理性的分析 ,到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思想的确立 ,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转换 ,为全面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合理性的内在思想蕴涵提供了理论依据。合理性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 ,追求人的价值性、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它的真实思想蕴涵 ,并非只是体现于外在于人的工具和手段上的形式合理性 ,而是内蕴于其中的“合理性精神”。这一精神蕴涵于人的超越性、反思性、生活实践性之中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理论溯源——基于实践哲学传统视角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完整理性的两个方面。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现代社会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类的超越性维度,精神的空虚与反思能力的缺失使人被物欲所奴役,沦为金钱的奴隶,陷入生存与发展困境。作为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即劳动实践的分裂不仅导致实践哲学自身的对立,也导致了理性的分裂。从实践哲学传统的角度分析理性自身分裂的问题,寻其根源方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为走出人类的生存困境提供可能。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对无限理性假设的否定及其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提出有限理性、正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和机会主义倾向等概念,深刻地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无限理性的基本假设及其理论范式,从而引申出社会制度规则建立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