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夜市考

提起我国古代的夜市,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是从唐代中后期谈起,范老、郭老等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一些经济史、商业史著作都未突破这一框框,甚至一些专门研究古代夜市的论文也尚未涉及隋唐以前。我国的夜市最早起源于唐代中后期,似乎已成定论。 事实上,我国最迟在汉代就已经产生了夜市。     

汉代神祇考

汉墓画像中保存的汉代神祇,除了常见的西王母、东王公,尚可通过早期道教文献与汉墓画像资料的结合考证,识别出更多。在徐州汉王乡元和三年墓祠画像石、临沂费县潘家疃东汉墓画像石及相关画像石上,可以发现汉代信仰中被神化的四首双躯之神容成公,名曰"灵鸧"的鸟喙之神太上老君,名曰"罗竝"的牛首之神"天下鬼神之主",即"北太帝君"炎帝(炎罗)等若干重要神祇。陕北汉墓常见的鸟喙之神-牛首之神组合,正是汉代宗教文化在墓葬仪式中的体现。这些关键资料的有效识别,带来汉代神祇认知的突破,可资澄清种种误读,从而把握汉代信仰世界的基本面貌。     

汉代大石小石考

汉代量的单位有大石、小石之分,二者通用。《居延汉简甲编·释文》简858云:“凡出谷小石十五石为大石九石”。简1495云:“小     

汉代甘肃略阳城考

汉略阳城是甘肃古代著名的军事重镇,后因种种原因湮没无闻。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简略且不一,其城到底在何处?至今说法种种,仍是一悬案。对汉略阳城地望,从史料上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 陇城镇西北说有人主张汉略阳城在唐陇城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九十里之陇城镇)西北。持此说法的代表史籍为《后汉书》李贤注及《通典》。《后汉书·卷一下·光武下》记载: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正月。中郎将来歙袭略阳,杀隗嚣守将而据     

汉代列仙图考

汉墓画像中保存着现知最早最可靠的汉代列仙图谱形态。汉画所见不同时代历史(传说)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示的空间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特征。以武氏祠东壁、西壁及后壁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图像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背后实际隐含着一套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汉画中内在有序的人物图像内容应作为汉代仙传谱系来看待。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乃是汉代"仙谱"所据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汉画所存仙鬼谱系乃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价值观之遽变而发生转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将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里的教化职能

汉代基层行政单位里的教化分为社会教化和学校教化。社会教化的施教者里吏全员参与,除此外,里祭酒为里中专职负责教化人员。学校教化由专职人员里师负责,受教育对象为里中五至十四岁适龄儿童少年。教学内容包括公共政治课《孝敬》,必修课《六甲》、《九九》、《急就》、《三仓》、《论语》等。受教对象年度学习时间为阴历一月至五月,八月至十一月;其它时间学童自学和参加社会实践劳动。里中的序为适龄儿童少年的学习场所。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推行社会教化的核心内容,学校教化是国家推行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起于汉代,以儒家学说为教授内容的学校教化系统在全国的建立,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官方教化体制的基础。     

汉代“大丈夫”语汇考

“大丈夫”是汉代男性经常使用的熟语，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男子的精神世界。这篇短文拟对“大丈夫”语辞的社会心理意义进行初步考察。“丈夫”是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的对成年男性的一般称谓。《谷梁传》文公十二年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论衡·气寿》谈到这个语辞的来源时说：“譬犹人形一丈，正形也”，故“名男子为丈夫”。王充的说法是否追溯到这个词汇的本源，因史料不足尚不能确定。但汉代人承袭了先秦时的这一语称习惯则应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生为婴儿，长为丈夫，老为父翁。”（D两汉史籍这一语汇在日常生活中出现…     

里父老与汉代乡村社会秩序略论

在汉代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中,除官方设定的地缘组织与管理者之外,还活跃着“里父老”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里父老并非朝廷命官,但又被官方认可。他们一方面对宗族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权;另一方面,对乡村秩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维持乡村治安、督促农桑、催缴赋税,还是祭社、求雨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活动中,都有里父老参与其中。里父老在汉代乡村社会的秩序中,起到了官方地缘关系与宗法血缘关系交汇点与结合点的作用。     

汉代老子化胡及地狱图考

新见考古资料证明,东汉时期以浮屠等同黄老因而黄老浮屠同祀的现象,应是老子化胡说流行的结果;新发现的山东费县潘家疃东汉墓门上鸟喙老子与胡人浮屠及窣堵坡组合画像、山东兰陵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画像所呈现的"黄老"信仰与胡人浮屠组合皆堪与证。史乘所述黄老浮屠同祀现象,不为后人所解,个中原因除了儒生史家语焉不详,更多是由于时人所信老子化胡说,以老子浮屠为同一人在不同时空之"化形",因而将老子浮屠等同且一同祭祀。某些汉墓中黄老浮屠画像一同出现,正是中国思想史和宗教史上这种奇特信仰的图像呈现。新发现的山东微山县东汉画像石椁残石和陕北汉墓画像石则表明,东汉已有佛教地狱信仰在华传播。此类有关东汉佛教传播的墓葬画像资料之发现与认知,亦有助于早期汉译佛经译介时间之断代和汉文化生态变迁问题研究。     

汉代官吏“故不以实”考

“故不以实”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吏行政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在汉代的鞫狱、廪给、上计、虏获、奏闻、度田等问题上有突出表现。为维护封建统治 ,最高当权者设置了相关监督机构 ,制定了相应的条例法规 ,颁行了有关诏令旨意 ,采取了一系列巡查、惩治措施 ,企图遏制这种诈伪欺谩现象的蔓延。但是 ,或因奉旨办案、有法不依 ,或因官吏舞弊、处置失措等 ,大都收效甚微 ,结果并不理想。其根源 ,乃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缺乏有效的官僚管理与监督机制。     

汉代外戚不称“宗室”考

牟润孙先生曾撰文提出汉代"外戚称宗室"的观点,刘增贵先生的著作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两相比照,刘说为是,只是其论证略欠充分。通过逐条分析牟文所据史料,并参考《史记》《汉书》中外戚与宗室对举之记载,可以肯定汉代外戚不称"宗室"。     

■■考──兼论汉代礼制在西域

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汉代古墓,多处、多次出土一种“丫”形木器。1991年发表的《试析塔里木盆地南缘古墓出土的木祭器》,首倡这种“丫”形木器,是一种祭祀用具,是原始巫术活动的载体。①这一观点,刊布后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先是1996年出版的《西域文化锄,作为汉代新疆原始宗教活动的实证而详予引证,②再为1997年《西域研究》载文而重申。③影响日愈广布,渐渐为大家熟视而不再深加推敲,并慢慢在变成一个可以方便使用的学术结论。一种出土器物,有这么一个观点,本可以见仁见智,存而不论,但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存在一个消极影响：它以并…     

古厌次与东方朔籍里考

古厌次与东方朔籍里考张发颖关于东方朔的籍里，本很清楚，《汉书·本传》：“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汉）武帝即位……拜朔为太中大夫。”唐平原太守颜真卿所书《东方朔画赞》及所撰《碑阴记》也肯定东方朔籍里故厌次城，在平原郡安德县（今陵县）东北二十二里。...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甘州回鹘登里可汗考辩

本文在对勘于阗文书和敦煌石窟遗书的基础上,探讨了吐蕃文书Pt.1188《敕命委任状》和Pt.1082《致归义军仆射张淮深书》的写作时间和作者,勾勒出甘州回鹘汗国的早期历史。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的第一代可汗登里可汗就是太子狄银,也就是唐昭宗册封的天睦可汗。907年左右,甘州回鹘政权日趋稳定,势力逐步强大。     

辽朝后族忽没里族帐所属考

辽朝后族的族帐归属一直是学界争论不定的问题,对忽没里的族属划分更是争论的焦点且说法甚多.对忽没里之名和学界关于忽没里族属的观点进行分析论述,提出忽没里非忽里没,其族帐应为拔里大翁帐的看法.     

汉代诗歌与汉代人心态探究

汉代是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前夜，文学开始从经史子学的附庸地位中获得解放，文学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与加强。诗学也逐步摆脱了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检桔，突破“大一统”的群体社会功用的束缚，大胆抒发个人命运和优世愤俗之情。这一切为我们从汉代诗歌中一窥汉代人心态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从汉代诗歌我们可以看出，两汉人们的心态，正是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的相互作用下，由共性的、凝固的同质结构向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流动的多面异质结构嬗变。西汉的全部历史是覆盖在“大一统”的政治基调内的。西汉的一切思想文化、文学艺术…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