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语境中的近代中国文学

“民族”这一概念本身一直包含着“种族的”与“文化的”双重蕴涵,加之与国家、主权、民主甚至自由意志等等范畴的密切联系,就使得人们对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理解和定义出现了种种的差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演进既有其传统的历史原因,也有着巨变时代诸多内外因素的交错影响,中国民族主义初兴之时的复杂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并规定了近代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三题

在今天,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进程其密切的相关度骤然加大增强了。知识分子曾经历的荣辱沉浮和现实的处境地位,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角色效应、功能发挥及在未来社会中的职责使命等等,都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自身话语和纯粹的学术话题。它们业已成为一项项紧迫的现实议案,有待实践性的阐释与解决。知识分子概念、类型与传统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非“有一定知识的人”首先出现于近代西方。从思想史角度追溯,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与18世纪启蒙运动有关;从词源学上考察,19世纪出现的俄语“intelligentsia”是西方“知识分子”（inte…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起源及其表现形态

民族主义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在西欧,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是紧密相关的。到了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化过程,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两种形态。     

晚清官僚民族主义简论

晚清官僚民族主义(1840～1895)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初形态,其主导力量是少数洋务派官员及其幕僚,也包括沿海开放城市少数知识分子。官僚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对外而言,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官僚士大夫中国主权意识的觉醒和在外交领域对中国主权的维护,在文化方面则是坚持中华文明优越论,以此来维护民族尊严;对内而言,即是全方位开展自强运动,以增强经济军事实力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它与19世纪拉美、欧洲和亚洲各种民族主义运动都有所不同,这种独特性也决定了此后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     

中韩近代史学流派及其分期

中韩两国的传统史学有着某些相似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而且都在近代发生了激变。中韩两国的近代史学以各自传统史学的内在力量作为基础,强烈地反映着对应于激变的近代状况的现实认识。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各种“变局论”深化了现实认识。中国近代改革运动、革命运动的交替发展,使近代史学的各类流派和分期的成立成为可能。尽管韩国没有经历过如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和五四运动等新文化运动,但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为了克服对外的矛盾和危机发展了卫正斥邪思想、开化思想、东学思想。随着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成为所有力量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的、爱国的民族主义性格,这是近代史学最为重要的基本的特征。     

民族主义与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双重变奏--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轨迹

民族主义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它影响了其他意识形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以及它和民主、现代化的关系 ,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争论。本文尝试分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产生时的复杂情景 ,并比较分析它和民主在近代中国命运的不同 ,从而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较为合理的 ,也许民族主义和民主的结合是可行之路。     

《戈拉》：探求印度的现代化之路

泰戈尔的小说《戈拉》特别关注印度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地位，他借两位主人公对种姓制、歧视妇女和崇古主义这三大印度现代化障碍性问题的激烈争论和现实探讨，鼓励印度知识分子自觉地把自身的命运与印度的命运联系地一起，以强调“整体”和“同一”的东方精神去勇敢面对新的挑战。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组类型：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     

革命与民族的历史性双向互动——犹太知识分子与近代俄国革命

在近代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犹太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俄国革命的思想动员者和行动指导者,又是俄国境内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和民族复兴道路的理论探索先锋.犹太知识分子担负起民族复兴与俄国解放的双重使命,积极投身近代俄国革命事业,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勇当异族先锋.然而,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和俄国社会的排犹浪潮却使犹太知识分子遭受沉重打击,陷入异族革命悖论的困惑中.近代俄国革命与犹太民族并非简单的单向控制关系,而是复杂的历史性双向互动关系.     

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

民族主义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趋同与背离,是后发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常态,此一悖论性关系在学生国货年运动中得到充分展现。赋予学生消费行为的民族主义色彩,将其消费行为政治化与道德化,乃是运动期间舆论宣传基本的话语策略。运动经济绩效的有限性,表明学生民族主义难以超越消费理性与消费文化的强力约束。而近代青年学生的消费风尚,实质乃是近代都市空间的消费文化及其男性气质与新兴社会精英的消费示范等诸种因素合力建构的必然产物。     

尊重知识分子让知识发挥作用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中有一篇文章是江泽民在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题目叫“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在这篇文章里，他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也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具体表现在：（1）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不可能取得胜利；（2）改革开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知识分子进行艰辛探索；（3）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4）知识分子是精神文明建设和培育“四有”新人的骨干力量；（5）知识分子依法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十分重要；（6）知识分子在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及其实质——基于现代化的分析视角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根源于深刻的民族危机,它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政治见解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思想论争同属于近代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二者没有本质分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归根结底都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之争。尽管二者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方法和手段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其最终指向都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美好社会。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五四”运动与民族主义的觉醒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民族主义救中国的呼声骤然而起,在“五四”运动前后,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从而掀起了全国民族主义意识的大觉醒。这次民族主义的思潮无论是人员参与方面还是它的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的,这也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现代取向

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外力冲击下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双重危机的产物 ,其民族主义话语从本质上来看体现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 ,它能以一种多元主义的文化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交锋 ,具有合理的取舍和明确的现代取向 ,其意义非“保守”一词所能容括。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看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深层原因

在近代,由于伊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殊亲缘关系,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交恶是随着巴列维王朝剧烈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全面展开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巴列维王朝自诩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一方面继续推行残暴的独裁专制统治,从而全面恶化了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最终导致埋葬巴列维王朝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     

透过印度教民族主义看印度大国战略

印度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印度教与印度民族主义相结合产生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直接影响到印度大国理念的形成。印度人民党上台以来,改造了印度教传统思想文化,以“大印度主义”为新印度教思想文化特征,努力把印度建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     

论族裔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涌动和局部泛滥

族裔民族主义的涌动和局部泛滥是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类重大事态。这种民族主义的向往和要求是与全球化趋势直接或间接地相反的，构成全球化趋势的“反向运动”。关于族裔民族主义涌动的原因，在最概括、最抽象的层次上有三种各有其是非利弊的不同解释，即“现代化”“现代化反应”和““自然永恒”域“前现代化族裔纽带”）。它们同时也提示了族裔民族主义的不同前景。　　　　　　　一 在当代世界，在与全球化趋势相反方向上的族裔民族主义有力地涌动甚至泛滥，成为特别是冷战结束前后以来异常引人注目的一类政治动因。族裔民族主义与一国…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