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晚唐侠风与咏侠诗创作

中晚唐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经历了鼎盛之后的转变期,这种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随着盛世光环的渐渐消隐和国势衰颓中侠风的发展与蜕变,中晚唐咏侠诗一方面延续着盛唐的袅袅余音,但盛唐诗人灌注在咏侠诗中的生命激情渐渐冷却;另一方面诗人们开始冷静地审视侠这一特殊的人群,以批判的态度描述侠之堕落,即使颂扬也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品带有更多的社会批判意味和壮志难酬的感叹,体现了特定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     

论宋代美学的雅俗分野与近代化转型——以宋代琴学为个案

宋代美学的近代化转型始发于上层审美意识形态的下贯,并最终实现了由雅向俗的历史转向。由北宋诸皇帝主导的古琴改制,突出地表现为皇权审美意识形态,尽管未必成功,却顽强地支持着琴学的高雅文化向度,以为贵族美学之号召。与此同时,因应于宋代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琴人队伍以弥散的方式实现了世俗化重组,包括琴僧、道士、江湖隐侠、权贵门客甚至青楼琴伎在内的众多民间琴人,通过对精英阶层琴学资源的获取与祛魅,改变了宋琴官方的传承谱系以及小众的传播路径,世俗化与平民化的个体主义风格兴起。基于琴的乐音调式向诗词语言发动了强大而复杂的渗透,琴词结合推进了宋词的雅化。经此过程,琴转型为流行乐器。对琴的认知与出于不同身份立场的审美价值判断,与基于程式化理性的技法化、专业化的艺术习训模式,形成了雅俗兼得的琴学生态链,以此得以窥见宋代美学雅俗的分野。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

曹植咏侠诗在侠文化渐趋衰微的时候,继承并发展古游侠的人格品性,将实有侠变成精神之侠,在文学领域内大力宣扬侠义理想,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曹植的咏侠诗丰富了侠文化的内涵,引起中国文人的心理共鸣;塑造了经典化的侠意象,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式,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为文人找到了一条新的情感宣泄之路。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古代侠义复仇故事流变及其三种倾向

从侠义复仇角度看 ,侠的精神意脉及行为风范很大一部分应在《刺客列传》中追寻。《燕子丹》、《聂政刺秦王》将复仇主题从史传中剥离 ,使其充分文学化。而侠文化与复仇意识撞击整合 ,使复仇主题流变为侠义复仇的神化、匪化、御用化与江湖伦理化。其种种衍化倾向 ,丰富了侠文化历史纵深度和侠的多重性格层面 ;作为复仇主体的侠 ,其队伍庞杂、复仇对象也扩大了 ,但他们复仇的正义性动机仍是主导的。     

试论明杂剧与古代侠文化的生存与传播——以叶宪祖《易水寒》为中心

从侠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明杂剧中侠义题材的作品在与侠历史、咏侠诗词、侠义小说的交融互动过程中扩大了古代侠文化传播的领域,拓宽了侠文学生存的空间。叶宪祖杂剧《易水寒》在这一方面极具代表性,该剧不仅重塑了侠者形象,弘扬了侠义精神品质,而且作品援诗入戏,大量采用咏侠诗句,对于侠文化在明代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古代咏侠诗的传播与接受意义重大。     

论唐传奇中的"侠"

本文着重探讨唐传奇中"侠"这一人物类型的特色:"异"与"俗",归纳出这一阶段文本中的"侠"的文学魅力与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从而体现出这一形象类型的时代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侠与侠文化的自由理想──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五

侠与侠文化的自由理想──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五韩云波历史上的游侠行为与文艺中的武侠文学所形成的中国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形态，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下层民间文化有深刻的影响。而形成中国侠文化的文化特质，则主要有正义、自由、兼爱等等因素。本文着重...     

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论古代文化观念中武侠性格的变迁

司马迁界定的游侠特征,只是理想的人格追求,然自侠登上社会舞台始,就走上依附于某种政治集团的道路,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魏晋以降侠向豪强化转变;唐代侠亦豪亦侠,形态各异,提供了侠的诸性格;宋明时期的侠已世俗化,身处独行侠时,尚具有游侠精神,接受招安则沦为统治集团工具,开辟了侠的悲剧道路;清代侠已彻底官化,秦汉特立独行的侠风荡失.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在官治与民治之间:宋朝乡役性质辨析

两宋乡役不仅体现为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也是具有以民治民“自治性”意味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并非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乡役性质,官治、自治两者兼具,不可偏废。唐宋朝廷在整合乡村秩序时,乡村管理的外在形式前后变化显著,但其赋役征派、维护治安秩序的实质性内涵,寄寓于乡里、乡都保甲等外在表现形式下,却较少变化。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茶文化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茶文化@刘朴兵$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安阳455002北宋;;中原地区;;茶文化~~~~     

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

乾德五年五星聚奎是宋初发生的一次真实天文现象。对此天象的星占解读却在宋代的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它始终处于被构建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作为解释各时期某些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天命理由,宋代王朝受命、文运昌盛、理学兴起皆与之相附会。这一天象从最初纯粹的政治性符瑞转变为后来的文化性符瑞,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些特点。     

商业文化的发展与宋代士林风气

在宋代商业经济和由此崛起的商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宋代士林风气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即从"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衍生出对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体验:重商拜金,崇尚奢华,蓄养歌妓成风,"士志于道"的高雅人生信仰已部分地被世俗享乐人生所替代。宋代文人士大夫生存样态的变化,折射出商业文化对"人欲"肯定和张扬的价值观,已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     

论五代、两宋词的南方化历程

词作为一种文体 ,在其早期阶段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的气质。从晚唐、五代开始 ,词的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 ,到宋代 ,词已经完全成为具有浓郁的南方特色的文学。词的南方化特点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 ,作者以南人居多 ;二是词的内容以言情为主 ,意象多为南方风物 ;三是风格以婉约居多 ,意境具有朦胧、精致、温润的特点     

宋元的荔枝种植与气候变迁

荔枝种植在元宋时期经久不衰,区域较唐代有所扩大。宋代经历了中国气候史上一次重要变迁,荔枝种植因此受到影响：西南地区的种植区域有所南移,东南地区的种植区域则整体移向东南沿海与珠三角地区,北方的荔枝种植最终消失。元代的荔枝种植地区范围较宋代有所缩小。从种植区域的变化可了解气候变迁对荔枝种植的影响。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版本源流考

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开启了宋代专选唐绝句的热潮,许多唐人绝句藉此保存下来。此集版本刊刻较为复杂,洪迈两次刊刻此书,定为一百卷本。宋人吴格对此宋本部分修正,宋人汪纲又据此重刻,因另析出六言诗为一卷,改为一百零一卷。此书宋本已佚,有明刻本两种存世,明嘉靖陈敬学据汪本重刻,明万历赵宦光因洪迈原编舛误较多,再作校订补充,重新编定,改为四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