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进程中收入不平等的认知:一个同期群组的分析

不同群组在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上是否会因为个人经历不同的时代背景而产生差异?运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比较四组拥有不同时代背景经历的群组,在转型期对收入不平等的看法。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较老的群组对于收入不平等持有更多批评而年轻群组则对收入不平等有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考虑不同群组中的不同自身利益之后并不能大幅度降低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上的差异。研究进一步表明,更重要的中介因素是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城乡居民收入相对不平等——基于中国地区面板数据的检验

从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重要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一个以泰尔指数为基础的收入差距实证模型,系统地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整体效应与结构效应。研究发现：部分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金融发展存在拉大城乡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干预成为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手段;经济发展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长江中游三省的实证分析

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入,区域市场一体化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区域市场一体化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仍不甚清晰。以长江中游三省为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都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并且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的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差距;而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入并没有明显改善收入不平等。面板分位数模型可以反映各条件分位点处变量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减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在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稳健性检验表明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是可信的和稳健的,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不平等。因此,通过深入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和体制机制壁垒,改革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的永久性流动,将有助于减小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应该采取差异化政策,通过积极参与市场一体化建设和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新估算——基于闲暇时间视角的“全收入基尼系数”

收入不平等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然而,传统意义上的基尼系数偏重于衡量收入分布的结果而非过程,这是因为基尼系数的计算忽略了收入中闲暇的价值。在"全收入"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构造"全收入基尼系数",利用"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有钱有闲"阶层在中国的出现,导致传统的基尼系数对总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估了17.5%。这个结论强化了闲暇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影响。     

税收、转移支付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顶层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充分发展。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影响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使用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中国财政体系(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顶层收入者面临的税率越高、获得的补贴程度越小,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顶层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波动幅度越大,顶层收入不平等越严重。实证结果显示:顶层收入者面临的实际税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反向相关关系,其获得的补贴程度、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标准差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正向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有限,且在考虑隐性收入后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发达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显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应当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隐性收入,借鉴域外国家财政体系构建经验完善中国的财政体系,最终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     

论转移性收入的均等化效应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在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我国转移性收入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论平等、公平与效率

本文对平等、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1、完整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平等与效率是在确立了商品经济以后,由价值规律的运动带来的一对矛盾。2、追求效率必然产生收入的不平等,但效率与不平等并不呈同步增长之势。3、违背价值规律,强行拉平收入差距必然损害效率。4、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衡量收入公平与否的标准应看是否遵循了机会均等原则、效率原则以及多劳多得的原则。     

中国三大区域间收入不平等变迁模式研究:1952-2008

区域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形成严重威胁.已有研究主要关注1978年之后的收入不平等变迁情况,对之前的不平等则研究很少.这一方面导致缺乏对区域不平等的历史比较,另一方面导致缺乏对区域不平等的因果机制的探索.本文基于1952-2008年国家统计数据,考察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变迁模式,并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成因.研究发现:以2003年左右为限,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和相对贡献都呈现下降态势,本文推测这很有可能预示威廉姆森倒“U”拐点来临;除经济增长外,其他变量均显著加剧了区域间收入不平等.     

粮食主产区政策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及分解方法分别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且使得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尽管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受健康状况、金融认知水平、人情礼收入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系数效应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但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削减功能;土地规模差异会强化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社会公平、自由经济环境则会缓解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中国的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将会减轻.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多数发展国家在贸易开放的同时也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的恶化,这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悖.运用22个省区市1992至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可对中国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贸易开放的地区差异性进一步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倾向于缩小收入不平等.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与物价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     

分配制度改革中公平问题的探讨

我国当前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阶段的公平应当理解为机会的平等和过程的平等。收入分配不公是由机会不均、竞争规则不平等产生的非正常收入差别,而正常的市场竞争产生的收入差别不仅不是收入分配不公而恰恰是公平的体现。在机会公平和条件公平为主体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结果公平的必要补充地位,防止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演化为严重的两极分化。     

教育对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

将教育引入到Sundrum(1990)提出的计算不同人群分组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分析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效应和压缩效应;并且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都呈现倒U型关系,教育对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先增加后减少,不能因为短期的高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低收入群体,就将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归因于教育的增加。模型表明,即便中国未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减少,教育水平的增加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因素等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压缩效应,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因此,长期而言教育水平增加不仅有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收入不平等、制造业生产要素结构与产出增长

基于中国2004-2018年20个省份1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构建省际—行业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行业生产要素结构,即收入不平等对物质资本依赖型行业、人力资本依赖型行业和技术依赖型行业的产出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第二,收入不平等对不同生产要素结构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均具有较长的时间滞后性,长期与中期和短期的影响效果不同。第三,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因收入水平而异。低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负向影响,高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省份的负向影响明显大于对高收入省份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计量分析——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

以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为基础,利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进行测算的计量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程度远低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从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计量结果来看,目前我国社会相对稳定,但局面不容乐观,社会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当前我们要关注收入分配不平等,也要关注人们在住房、休闲、人际关系、健康、工作满意度等功能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

我国当前存在的贫富差距现象是否会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它?我们应采取何种有效措施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笔者认为:收入差距拉大不等于出现了两极分化,适当的收入差距的存在,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注意差距的过分拉大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有效调控收入分配差距,加快经济发展,完善政府和社会的扶贫措施,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论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再分配模式——兼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一、收入再分配的四种模式有关收入再分配以及它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得到人们的共识,但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已经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增长第一,再分配第二”模式.这种模式把体现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摆在第一位,而把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放在次要地位,甚至牺牲公平以求经济增长.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观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初始阶段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现象,随后便逐步减缓,最后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增长趋势被颠倒过来.刘易斯认为,分配不平等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分配不平等是一种对高收入阶层有益的现象,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因为高收入阶层可以使社会储蓄增加,储蓄的增加引起经济增长,这不仅仅是由于人们的储蓄边际倾向增加了,而且是由于他们的总收入以及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也增加了.因此,收入的不平等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过早企图进行收入再分配还会冒阻碍经济增长的风险.只要人们等待发展走完自己的过程,暂时的分配不平等只不过是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二)“再分配第一,增长第二”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改革之前的中国基本上属于此模式.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及分解——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及其内在原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且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农村,但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却更加明显;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收入差距较小;对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城乡间及地区间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起着主导作用,户籍差异、受教育程度均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因素.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