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汉志·诗赋略》分类论略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等问题为后世论争焦点.返归历史语境考索《汉志》分类的基本义例,整体观照并辨析《诗赋略》涵盖的文体、归类方式及内部之种属关系,探讨《汉志》的流变,可以廓清《诗赋略》原本源于《诗》的荀赋、杂赋,肇端楚辞的屈赋、陆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编目之事实.     

南朝文体分类的思维特点

南朝时期,文集的编撰空前兴盛,这些文集的编撰可以说是南朝人对文体分类的一种实践,体现了南朝人在文体分类上的某些共同思维特点,其中以《文选》的文体分类最有代表性。从《文选》的文体分类来看,南朝的文体分类主要体现了两个思维特点。一是唯题是从,二是约定俗成,也有二者交织的情况。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显示出南朝文体分类重名轻实的倾向,同时又充满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特色,幼稚中不乏深奥,粗陋中也显精妙,符合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经典的道理。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以“序”为“记”与由“体”及“用”——《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序文归类辨

柳宗元以“序”名篇之《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序饮》《序棋》,历代分体编录的别集与总集多归入“序”体,《古文辞类纂》将其归为“杂记类”。从文体自身流变看,叙事要素的重叠使得“杂记类”这一文类与“序”体之功能趋于互渗,加之唐代古文运动对传统文体的革新,导致了文体界限的混淆与模糊。从编者的立类标准看,历代别集与总集编排作品多关注文体本身的嬗变,姚鼐则更侧重于具体文章承载的价值功用,柳氏三文的归类差异主要表现为“体”“用”之辨。纵观古代文学创作及文体分类历程,名同而实异的分类现象并非个案,只有深度剖析文体形态与流变过程,充分体认部分文体兼有他类文体的功能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文体的归属问题。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在文体学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作为一部官方组织、集体编纂、旨在对历代文化典籍作总结与批评的目录学著作,其考察视野之开阔,涉及问题之纷繁广博,是一般文体学专著所无法比拟的。《四库全书》对于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总目》所体现的文体批评观念,如文体谱系与文体分类、文体渊源与文体本色、骈文与散文文体、史传与小说文体等理论,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前中期的文体学思想与认识水平,并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猫城记》文体解读

提起《猫城记》，人们早已习惯了称它为寓言体小说。但是，一直以来这一文体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本文旨在从寓言体小说的角度重新解读《猫城记》，并试图分析由此而产生出的双重审美效果.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

主持人话语: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     

从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思想

文体分类是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出人们对文体本质与特征的认识水平。从清代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一方面保持着析类趋于繁密的传统态势,一方面又出现了归并同类,追求简明的倾向,并由此催生了明确的文体归类理论。文体归类观念的自觉及其在实践上的成熟,又促成了清代文体三级分类体系的确立。这对《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传统是一次重大突破,在文体分类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儒林外史》文体渊源试探

《儒林外史》不仅仅是直接从白话通俗小说发展而来,其文体渊源可追溯到《世说新语》,在不重纪事而追求人物神韵、文人性、真人轶事性、谐趣性以及适应于创作宗旨的分类结构等诸多方面,《儒林外史》都受到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吴敬梓在汲取《世说新语》所表现的文化精神之同时,把《世说新语》的文体因素融化到白话小说的创作中,使《儒林外史》的小说文体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