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范畴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

公共理性范畴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展开其内涵的,霍布斯、卢梭、康德等思想家对公共理性范畴都曾有论述,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理解做出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精神的阐释.在当代,公共理性具有双重认知维度,即公民自我理性和公民社会理性.公共理性以公民自我理性的认知维度为出发点,其最终取向是社会理性维度,目的在于寻求沟通、实现合作、达成共识、塑造公共话语平台.     

当代西方公平正义理论及其元哲学问题

公平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发表带来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而西方政治哲学的争论就是围绕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展开的,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强调平等的优先性,反对他的诺奇克的持有正义理论强调自由的优先性,而哈耶克的交换正义论则强调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与秩序的优先性.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论争中也涉及元哲学问题的根本分歧,主要关涉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建构论理性主义与渐进理性主叉问题.这些元哲学问题是公平正义理论得以自立的基础,是价值合理性的共享性理解的理性基础.     

公共理性:不是什么和是什么

公共理性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精神.概括地讲,公共理性就是指各政治主体以公正的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社会政治这一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中,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正的、可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公共理性既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又是一个蕴涵丰富方法论意义的范畴,包括公共意识、公共伦理、公共思维、公共逻辑与公共调适等一系列内容.     

公共理性视角下公民文化建构

公民民主文化特点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引导,倡导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正义观念的文化,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指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并保证其真正落实。在建构公民的民主文化中,在公共理性视角下,树立公民意识,明确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并寻求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和公共舆论的批判精神和监督意识。     

公共理性与公共协商的辩证关系探索

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公共理性和公共协商形成的社会基础;多元力量的沟通和整合形成了公共理性和公共协商的互动关系.公共协商中,多元力量就宪政框架和基本正义问题所达致的共识推动了公共理性的生成;公共理性又指导着公共协商的进一步开展,以整合社会力量、包容多元理性、提升公民政治素质和提取公众对政治社会的忠诚.     

罗尔斯的自由观:自由与平等结合

罗尔斯从人的能力结构入手考察人的自由及其根据,建构了与平等相结合的自由观,认为社会结构要根据人们的道德能力确定和调整基本自由,并对人们的自然天赋能力的社会分配进行调节。在社会的不同部分,社会调节的原则不同。与平等相结合的自由的原则确定了平等的自由及其优先性,并按照平等的自由的方式规导和影响差别原则。差别原则通过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限制,维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实现自由与平等的适度结合     

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对罗尔斯理性建构主义的批判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点,是一种道德或政治的理性主义的建构主义。罗尔斯把正义原则看做理性在反思的平衡中合理慎思的结果,把正义制度看做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哈耶克一贯反对唯理主义,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反对那种认为制度不是人的自发行为,而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的理论。哈耶克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理性具有一种不及性,它不能超越经验发挥作用,历史是累积性进化的结果,通过理性建构来设计社会蓝图捍卫特定分配制度实现正义和平等分配是错误的。     

“自由而公正,平等而差异”——试论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四大原则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公正理论是很多国家社会政策制定的学理依据。诺齐克、罗尔斯和德沃金可视为西方公正理论的代表,但他们的理论重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诺齐克强调自由至上,罗尔斯追求结果的平等,德沃金的荒岛理论则致力于平等基础上的个人责任原则。虽则他们的理论看似互不兼容,我国高等教育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却可以参照罗尔斯所说的辞典式的排序,把自由原则、公正原则、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次序性地规定为第一原则、第二原则、第三原则和第四原则,从而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公正,平等基础上的差异。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权利正义论比较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树立理性的权利观与正义观是情势所趋。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权利论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将正义之权利视为制度的“首要价值”,诺齐克将自由之权利视为政治正当性的“资格”,而德沃金则视平等之权利为“理性道德”。他们基于反功利主义立场,以权利对抗功利,通过对自由与平等的不同解读,制定了分殊的正义观,他们的分歧为我们权利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因子。     

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政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但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各方面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为宪政主义摆脱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智识贡献:整合宪法原则,为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辩护;平衡宪法关系,顺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沟通;补强宪政制度,修正和发展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民主.     

论公民化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论阐释的公共理性

阐释行为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理性认知,当这种理性与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交融而集凝成人的公共理性时,在本质上它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中形成的对物质世界进行理性认识的自觉意识;在实践上它是作为基本主体的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只有在公共理性这个场域,文本的意义才能得到正确判断和理解,阐释才能获取合法性的身份。在人类的阐释行为中,公共理性的目的:一是满足阐释主体的理性认知要求,让其成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共享和公用;二是促进阐释客体达成意义的确定性,限制人们依据自由法则进行的形而上学式的阐释。由于在阐释行为的实践中存在着普遍的误读,阐释的公共理性因而具有范式价值和意义。在获取事实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认知、理解和确证混杂的、异质的、重合的乃至矛盾的文本意义复合体,为促使人们的阐释行为形成真理性的理性认知奠定范式基础。在确证知识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反对虚无主义阐释,建构一种人际间的阐释理解关系,以自身的公共性发现文本的共性,进而形成关于文本公共性的理解和共识的范式路径。     

论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政治文化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视传媒已逐渐构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平台,有助于达成＂理解＂与＂共识＂,培养公民政治理性和国家政治理性,推进社会和谐、社会改革和政治文明,从而成为权力机构的隐形延伸,体现了电视传媒生存的政治意义。作为传统强势媒体,电视传媒应提升自身的政治理性,积极有效地建设公共领域,提高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艺术,更好地参与和建构社会政治文明。     

卢卡奇的理性历程及启示

以理性梳理为视角,卢卡奇思想经历了从对理性的非理性主义批判到对非理性主义的理性批判,表征了其理性历程的转变与飞跃.卢卡奇深刻意识到人类的进步必须以理性原则来指导,应捍卫与坚守人类的理性精神,这对于中国现代化极具启示意义.即实现经济秩序的理性化、公民政治的理性化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性化,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罗尔斯正义构建的逻辑起点评析:以博弈论为视角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是以"无知之幕"为逻辑起点来构建"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的;进而以"公共知识"为中介将"无知之幕"与自由相融合,最后以"重叠共识"来实现"无知之幕"状态下的正义选择。但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在有限理性到完全理性的发展中,博弈各方可以实现长远的稳定的均衡状态:要实现正义原则的强稳定性就必须摒除"无知"而以"有知"为逻辑起点;在"有知"状态下为己利他才是合乎现实的理性行为机理;"有知"状态下的公平正义更有利于个体善与共同善的和谐发展。     

论公共利益——一种哲学式的诠释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考究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三位哲学巨人的公共理性观,可以从哲学层面清晰地看到,公共利益的实质是公共理性与利益多样化对抗后的一种平衡。平衡点的波动引发了公共利益判断上的模糊性。法庭可以遵循必要原则、开放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公共服务原则、分担损失原则的过程判断方法来还原公共理性,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     

公民德性的三维建构与法治秩序生成

公民身份的首要本质是“认同”与“公民德性”。公民德性的塑造与培养为我国当下生成法治秩序、保证公共安全提供根本性支撑,而个体认同与身份归属是公民德性建构的理论前设。其中,本体论前提是尊重个体道德地位与内在价值,故首先要维护公民自主性与个体自由的实现。这里,自主等同于个人自律,要求公民按照批判性评价及理性整合之后的价值、理想去行动;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决定了重建社会团结关键在于复兴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修复公民对团体和社群的价值认同,但慈善与志愿仍限于公民自愿的选择,并且在认可公民不参与政治公共生活自由的同时,提倡和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和公共审议;最后,个人自主预设了竞争性多元主义的正当性,这为宽容原则提供了论证依据,宽容是包含着尊重的一种肯定性的包容,其中尊重基本人权与合乎理性是宽容的基础和底线。公民德性的塑造需要在生活世界中完成,而共同体的形成和凝聚则需要社会信任和公民礼仪。     

论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政治生活的目的:何种公共性与如何合理

在人类社会的条件下,政治生活是人类组成公民社会之后通过公共生活来影响人类资源分配的一种活动。现代政治哲学的诸多命题都必须在政治生活的条件范畴下才可能展开。政治生活的实践首先是价值的,而价值判断的实践必然要求目的性的认肯。政治生活的目的不是虚无的,因此它不能被抛弃;同时,它也不是抽象的,因此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观之。政治生活的目的来源于它的公共性,它是一种基于公民社会建构前提下的以政治实践义务论为基本网络结构,此种公共性是产生于公共领域结构需求,吸纳公民同意、自然责任和哲学怀疑主义等多种评价理论的合理性实践判断。因而,各种政治价值目的在上述过程中自由而自律的相互作用,且在政治发展中接受、监督与激发政治生活中个体的公共意识进而推动政治生活的公共结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