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文人群．在凸现的个人主义与 民族主义两难困境中,改变以往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理念、淡化帝国主义侵略、将民族主义统一 服从于个人主义的作法,将关注焦点从个人主义转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提出了自以为从国家 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的理性的对日观：其一、支持国民党政府保守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二、反 对青年学生非理性的爱国激情;其三、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反对排外民族主义;其四、主张妥协自强 韬光养晦．以实现现代化．作为抗日救亡的前提。这种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民族主义”;详析之, 可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类型;典型的理想型自由主义者胡适对日观的“理性”,是个人主 义、文化激进主义的“价值理性”,民族主义是其形式。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日观 的“理性”。是出于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考虑的“工具理性”。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已被搁置乃 至放弃。他们公开主张“新专制独裁主义”。这说明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和中国自 由主义者必然分化、边缘化及政治保守化的历史命运。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理念论析

本文把“重叠共识”理念作为解读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在西方社会“理性多元论”的背景下,正义论伦理只是诸种合理性伦理价值的一元,无法获得罗尔斯所期望的社会成员的一致认肯。政治自由主义正视“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借助“重叠共识”理念在各种完备性学说与正义观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政治自由主义就有可能完成正义论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现代多元社会的正义稳定铺平道路。“重叠共识”的理论运思无疑对利益日趋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本文概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由主义演化的角度,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野——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及其两个基本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从自由主义的实践意义到其学理特征,得出全文的基本观点: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积极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级目标,消极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自由主义则以消极自由主义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观为前提,谨慎地、理性地、渐进地追求积极自由。     

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特质简析

殷海光在自由主义思想上既继承“五四”的传统,又超越“五四”,有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独到理解。他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他关注自由主义的人文基础,认同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观念;他张扬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的努力体现了“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进展。     

财产权的道德意蕴

自然法、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哲学先后沿人文主义的道德脉络,对财产权的正当性有过不同的解释。从道德理念分析,个人财产所有权是一种元价值,界定个人财产所有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公共利益更需尊重和体现个人利益。作为和谐社会基础的财产权在制度建构时,尤其不能忽略人类基本的理性和道德。     

自由“实在性”确立的起点：理性存在——重释先验哲学视角下的自由问题

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就康德先验哲学的理性存在而言是自明的,它既不能单独由理念的纯粹形式加以确定,也不能单独由经验对象加以确定;在理性存在的条件下,自由理念的“实在性”地位不仅是先验的．也是实践的,实践的地位带来自由意志决定的自然过程的存在;自由与自然的对立或统一因为回到理性的过程而成为必然,理性存在的事实所确立的既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实在性,又是关于自由理念的“实在性”。     

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经济伦理思想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引入了道德价值判断,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主要方面有对功利主义“施以了批评之斧”,使之更具理性。对于财富和机会均等的“人道主义的关心”,使之区别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复归”的人性分析,使之具有折衷性。     

价值哲学的困惑与思索

现实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困难,表现了价值哲学的困境。后期海德格尔通过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力求超越把存在价值化的价值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过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摧毁了一切理性批判和价值选择的标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力求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重建某种普世的价值和伦理。这些当代价值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在一种先验形而上学的思路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     

重新理解“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

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介绍到中国时产生了一些不准确的印象,本文力图依靠仔细阅读原始材料,特别是有关最新发展的材料来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的内容和性质重作判断。本文认为社群主义并未使自由主义陷入困境,而二者的共同点,以及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认可,对我们意义更为重大。本文还强调在引进西方学理时注意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重要性。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从个人到社群: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困顿--以严复、孙中山为例的个案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以严复、孙中山为例的个案剖析 ,来揭示和彰显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在“个人”与“社群”这一对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上所表现出来的左右支绌、进退维谷的某种困顿与遑蘧心态。这种思想景观究其深层缘由 ,乃在于韦伯所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内在紧张 ,而由此来审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风流云散的际遇遭变 ,或许正不失为一个冷峻的切入视角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重叠共识"理念论析

本文把"重叠共识"理念作为解读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在西方社会"理性多元论"的背景下,正义论伦理只是诸种合理性伦理价值的一元,无法获得罗尔斯所期望的社会成员的一致认肯.政治自由主义正视"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借助"重叠共识"理念在各种完备性学说与正义现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政治自由主义就有可能完成正义论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现代多元社会的正义稳定铺平道路."重叠共识"的理论运思无疑对利益日趋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析民主限制理念

民主限制理念发端于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近代以来，卢梭式的法国唯理主义以 道德抑或理性为民主政治之元价值，然而最终又返回了多数至上论。自由主义则认为，唯有个人自 由才是需要标举的基础要件，然后方可渐次展开理性、民主等诸多价值。但自由主义又因其把自由 同构于既有市场霸权而颇遭物议。本文认为，必须以超越上述两种理念为前提，才能真正发现调节 多数至上的合理进路。     

论卢梭宗教哲学思想的实质

自然宗教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自然神论 ,卢梭将宗教信仰的合理基础置于个体经验和道德情感之上 ,肯定了道德神学的唯一合法性。卢梭对“理性”和“自然”的重新理解 ,促使理性神学走向衰落 ,开启了道德神学、自由主义神学和浪漫主义思潮的进程 ,因而奠定了其在西方基督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公共理性的另一种论证方式——布鲁斯·艾克曼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

罗尔斯从无知之幕出发,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进一步探讨了公共理性的问题.对此,另一著名的政治、法律学者布鲁斯·艾克曼教授提出,公共理性的合法性基础并不一定要建立在无知之幕背后,自由主义国家的公民还可以藉由“太空飞船”式的思想试验,通过中立性对话形成他们的共识.这样的对话公共理性也实现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自由站立”的基本要求.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本文分析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理论冲突的原因。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于如何界定和理解“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理念。     

作为“权宜之计”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思想中一直包含着两个互不相容的哲学形态。在第一种形态中,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理性的共识,它企图实现对全人类来说所谓最好的生活方式。在第二种形态中,自由主义是一种计划,企图实现不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和平共处,它是可以在许多政权中被人们追求的共同方案,这种自由主义是放弃理性共识的自由主义,它主张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主张各种价值观念的妥协、协调,而不是高扬某种普世的理想主义。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组类型：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     

课程改革的价值流变与社会担当

课程改革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从“技术自反”到“人本回归”再到“意义开放”的价值流变。以课程对社会的价值建构为视角,现代课程应借鉴“技术自反”的价值理念,在价值理性的复归中谋求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转变;坚持“人本回归”的价值导向,在多元共生发展中探寻社会阶层融合与认同的文化基础;遵循“意义开放”的价值规律,在道法自然中寻求人与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交往秩序。面向未来,应通过课程改革制度的理性规制、课程改革空间的多维打造和课程改革主体的价值体认,体现课程改革的社会担当。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