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关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研究,当下已到了紧迫阶段.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企业、农民工、培训机构各自的利益、目标、行为严重不一致.解决的对策在于:建立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基金,形成"五险二金"制度;明确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建立职业技能培训多元化投入机制;确立培训市场主体,逐步形成国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大政府监管力度,保障农民工培训市场有效运行.     

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差异性: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探讨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对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和个人培训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影响由大到小依次是企业培训、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最大的是政府培训,企业培训次之,个人培训最差;人力资本在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台资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问题研究——以价值期望与企业制度矛盾为视角

随着台资企业在国内的迅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问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大课题之一。企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机会,提升其职业素养,政府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     

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个体基本技能差异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应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基本技能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了职业技能培训对其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确实存在“基于个体能力的选择”现象，即在其他控制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基本技能高的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概率显著高于基本技能低的个体。研究结果还表明，当个体基本技能变量被控制后，虽然职业技能培训总体上能够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但是其对于参与和不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提升效果明显不同。对于那些已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培训并没有使他们的工资水平得以显著增加；而对于那些未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群体，如果使他们接受培训则会显著提高其工资水平。但是由于培训参与决策存在选择性，基本技能较低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概率显著降低，因此如何提高该群体培训参与率，应当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应政策或者开展培训之前需要重点关注及解决的问题。     

约束制衡视角下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分析

农民工工伤保险存在农民工事故伤害率居高不下、连续的政策法规颁布下农民工参保率不见增长等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与主体之间的约束失衡。通过实施对政府与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与农民工的＂劳资关系＂以及农民工与政府的＂力量对比关系＂的解剖分析,提出实施强化政府相关制度安排,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社会舆论监督双管齐下,加强农民工安全及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建立漏保企业应付全部责任制度,保障农民工公民权利全面的实践,推进农民工组织化建设等措施,实现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与主体之间约束关系的平衡。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

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分析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为其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二元体制、产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应从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应对二元体制;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多元复合转移模式;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制定多层次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和人关怀等方面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     

东北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问题研究

通过对东北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特殊性进行分析,总结了东北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东北地区自身的发展特点,从完善培训机制、提高培训质量角度出发,提出了东北农民工建设高效务实职业技能培训的对策与建议。     

返乡农民工培训模式创新研究——来自苏北的经验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苏北地区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民工培训的相关研究的回顾,总结出了现有研究当中对农民工培训模式的探究较少。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提炼出苏北返乡农民工培训模式存在着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培训评价体系不完善、返乡农民工参与率偏低、企业缺乏积极性和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内容不符合社会需要等主要问题,并且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具体原因,然后在现有农民工培训模式的基础上,根据产生问题的具体原因有针对性地探寻出由政府主导、培训对象多层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和具有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新模式,最后从政府、农民工、企业和培训机构四个方面给出了实现农民工培训模式创新的对策与建议。     

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民工培训的理论与实践

农民工培训是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培养新农民的重大举措。首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培训的一般理论进行了综述,接着分析了中国在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从政府的主导、企业的主体、非营利组织的补充、财政投入等方面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工培训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特征分析

＂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打工族的主体,其大都受过高中甚至高等教育熏陶,对职业和工作有着较长远的理想和抱负,＂打工＂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赚钱＂,而是渴望积极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实际就业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就业稳定性差、权利意识增强及强烈的＂市民待遇＂等一系列特征,乃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最大差别,因此客观地对这一就业群体的进行分析研究,则会对改进企业的用工管理模式和促进政府社会就业保障措施改革产生积极的借鉴意义。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开始突显,他们在城市的受教育状况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分析了进城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以及引起这一问题的社会原因,提出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下的制度改革入手,突破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合理调配教育资源,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问题,从而为我国经齐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保证.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面临的排斥有劳动排斥、社会网络资源排斥和社会地位排斥等.通过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率和受教育程度,提高其社会地位,避免其边缘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消除社会排斥需要一定的条件：农民工要被授予获得教育培训的权利,所获得的补助金额要足够满足培训支出,农民工能通过有效的渠道获得教育培训信息,积极申请并利用教育培训.在此基础上,应建立新发展观,重视农民工的全面发展;提高教育培训的福利性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建立国家补贴机制和分担机制,运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农民工教育培训费用,并形成长效机制;同步推进农民工教育培训与子女教育,以提高培训的实际效果.     

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能力缺失与补偿

由于所接受的农村母语教育是一种弱势的母语教育,当前政府倡导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也没有母语教育的应然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语言态度与使用问的矛盾、语言交际能力弱、汉语使用严重失范及缺乏良好阅读习惯等母语能力缺失的状况。母语能力的缺失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维权、群体性地位。因此,应在观念引导和气氛营造的基础上,举行诸如普通话培训、演讲指导、口语交际、美文朗读等培训辅导,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以语言交际力和阅读习惯培养为中心的母语补偿教育。     

农民工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为城市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仍然不能得受到很好的保护,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很难有力地维护自身权益。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政府职责不无关系,政府对该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政府应该改变固有意识,完善法治建设,改变二元户籍制度,并使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获得必要的教育,从而在根本上保证每个公民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路径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强烈,并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高昂的经济成本、自身素质限制等导致他们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发展制度创新,重视对该群体的技能培训和发展,着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社会融合,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构建探析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文化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文化环境的若干对策:(1)帮助农民工确立自我认同感,创新自我认同方式;(2)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范围;(3)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增加社会的认同度和包容度;(4)推进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5)加强法律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为例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出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逆向流动趋势日益明显。通过对江西回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产业转型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部分回流农民工对返乡就业持满意态度;其中,务工收入、政府就业政策宣传满意度、家乡经济发展速度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影响最大,性别、年龄、是否城镇户口、家庭中16岁以下人口数、单位性质、上班交通时间、到政府推荐的企业就业意愿等因素对回流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文化程度对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没有明显影响。最后,从农民工、企业及政府3个角度提出了提高回流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分析研究

一直存在的二元制社会结构、市民的社会歧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注和容纳不足、农民工社会交往面窄以及经济窘迫、见识短浅带来的自卑感等,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心理障碍,让城市的农民工始终觉得自己不是广大市民的一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通过成人教育这一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指导,协助其打破内聚式的社交网络和消除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让农民工找到城市的归属感,可以积极融入城市。